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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作家素质


  近年来,有些人给我提问,讨论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多数是人云亦云,泛泛不切实际,引不起我的兴致,就没有回答。我觉得你是个认真读书和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如果我不谈谈,对你所提问题的看法,是会辜负你的良好用心的。但是,我很久不研究这些问题了,谈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恐怕使你失望。


  先谈些与作家素质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现象:
  人物,或者说是人物形象,无论怎样说,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中篇、长篇。人物与故事情节,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两大要素。
  这是就文体形式而言,如果谈创作,那就复杂得多了。
  通过故事表现人物,或通过人物表现故事,作为文学,是一个创造过程。人类的创造过程,都是以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作为创造的对象和根源。但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忽视作家主观方面的东西。即他在创造故事和人物时,注入到作品中的,他自己的愿望,他本身的血液。人物是靠作家的血液孕育和成长的。没有主观的输入,作品中的人物,是没有生命的,更谈不到丰满。
  这一事实,虽为历代伟大作品所证实,但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也并不是每一个懂得这种规律的作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样的作品。
  是的,在人物身上,注入作家自己的原望,很多人都在这样尝试了,他们的作品,有的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成了概念说教的东西。这种作品,比起成功的作品,为数要多得多。
  创作的复杂情况就在这里。多少年来,我们过分强调了客观的东西,(其实是强调了主观的东西。)固然对创作有不利之处,束缚了创作。但像今天,有些作家所实践的,过分强调主观的方面,(其实是强调了自然的方面。)成功的希望,反而更觉渺茫了。
  近五十年来,我们的文坛,不只一次地发问: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产生?并不断有好心的人预期,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即将在我们这一代出现。直到今天,大家仍然在盼望着。这就证明:产生不产生伟大作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
  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说法不一。我认为健全和提高作家素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历史上看,伟大作品的产生,无不与作家素质有关。


  时代精神,社会文明,作家素质,是能否产生伟大作品的系列关键。只有伟大的时代,并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也是历史不只一次证明了的。社会意识,社会风尚,对创作的影响,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文化、道德标准的高低,常常影响作家的主观愿望,影响作家的思想、艺术素质。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只有艺术高下的分别,也有艺术风格上的区别。就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形象虽然都可以说是写活了,很丰满,长期为读者喜爱。其形神两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以中国长篇小说为例:《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形似多于神似;《水浒传》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可以说是形神兼顾;《红楼梦》里的人物,则传神多于传形。以上是指文学上乘。如就低级小说而言,《施公案》中的人物形象,本来谈不上丰满生动,但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公案故事,好事者把它编为剧本,搬上舞台,黄天霸这一类人物,不只有了特定的服装,而且有了特定的扮演者,遂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成为最大众化的形象。这就不能归功于小说的艺术,而应看做是一种民风民俗现象。但做到这样,实已不易。今之武侠作者,梦寐以求,不能得矣。
  时代不同,社会变化,作家素质的差异,创作能力之不齐,欣赏水平之千差万别,形成了艺术领域的复杂纷乱的现象。曲高和寡,死后得名;流俗轰传,劣品畅销;虚假的形象,被看作时代的先知先觉;真实的描写,被说成不是现实的主流。
  于是有严肃的作家,有轻薄的作家;有为艺术的作家,有为名利的作家。既为利,就又有行商坐贾,小贩叫卖。这就完全谈不到艺术了。
  任何艺术,都贵神似。形似固不易,然传神为高。师自然,不如师造化。
  人物形象,贵写出个性来。个性一说,甚难言矣。这不只是生物学上的问题。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因素,盖兼有之。
  后天主要为环境、教养和遭遇。高尔基以为要写出典型,必观察若干个类型之说,固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然也只能作为理论上的参考。一进入创作实践,则复杂万分。例如同一职业,与生活习惯有关,与性格实无大关系。大观园中之小女孩,同为丫头,环境亦相同,而性格各异,乃与遭遇有关。


  现在,流行一种超赶说,这些年超过了那些年。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举个不大妥切的例子:
  抗日时期的文学,你可以说从各方面超越了它,但它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或大或小,都不是后来者所能超越的。没有听说过,楚辞超过了诗经,唐诗超过了楚辞。在国外,也没听说过,谁超过了荷马、但丁。每个时代,有它的高峰,后来又不断出现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没有连绵的山色了。
  这里说的高峰也好,低峰也好,必须都是真正的山:植根于大地之内层,以土石为体干,有草木,有水泉。不是海上仙山,空中楼阁。有的评论家常常把不是山,甚至不是小丘的文学现象,说成是高峰。而他们认为的这种高峰,不上几年,就又从文坛上销声敛迹,踪影不见了。这能说是高峰?
  有时在年初,无数的期刊,无数的评论都在鼓噪吹捧的发时代之先声的开创之作,到年底,那些曾经粗脖子红脸,用“就是好,就是高”的言词赞美过它的人们,在这一篇目面前,已经噤若寒蝉,不吭一声。很多人也并不以此为怪事。这是因为大家对这种现象看得太多了,已经习以为常。
  现在,有很多文章,在谈名与实。其实,自古以来,名实二字,就很难统一起来,也很难分得清楚。就当前的文学现象而言,欺骗性质的广告,且不去谈它。有些报道、介绍,甚至评论文章,名不副实的东西也不少。你如果以为登在堂堂的报刊上的言词都属实,都是客观的,那就会上当。


  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原始文化之可贵,在于它不只是一个艺术整体,还是这个民族的艺术培基。此后出现的群峰,也逐个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原始文化是单纯的,没有功利观念的,不受外界干扰的。
  诗经以兴、观、群、怨的风格,奠定了中国文艺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可贵的,正确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及其作用。
  唐诗是有功利的,据说诗写得好,就可以做官。唐朝的诗人,有很多确实是进士。当时的诗,也很普及。根据白居易的叙述,车船、旅舍,都有人吟诵。居民把诗写在墙壁上,帐子上,甚至有人刺在身上。在如此普及的基础上,自然会有提高,出现了那么多著名的诗人。
  五十年代,我们也曾开展过一次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声势之大,群众之多,当非唐时所能及。但好像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原因是只有形式,没有基础。作者们的素质薄弱。
  好的作品,固有待作家素质的提高,但社会的欣赏水平、趣味,也会影响作家的成长。
  鲁迅说,“五四”时代的小说,都是严肃认真的。这不只是指作家对现实的认真观察,也指创作态度。那时期的小说,今天读起来,就像读那一时期的历史,能看到现实生活,人民的思想状态,感情表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小说,在现实的反映上,主观的东西增多了。但作者们革命的心情,是炽热的。公式概念的作品也多了,但作者们的用心,还是为了民族,为了大众的。解放区的小说,基本上接受的是“左联”的传统,但在深入生活,接近群众,语言通俗方面,均有开拓。
  研究或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要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素质。除去精读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外,还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它的社会情况,它的政治情况,即作家的处境。脱离这些,空谈成就大小,优胜劣败,繁荣不繁荣,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只能说是表面文章。从这类文章中,看不出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也看不出作家对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看不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文学的关系及其对后来文学发展的影响。


  小说成功与否,固然与故事人物有关,但绝不止此。除去文字语言的造诣,还有作家的人生思想,心地感情。这种差别,在文学中,正如在社会上一样,是很悬殊的。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创作的第一步。
  社会风气不会不影响到作家。我们的作家,也不都是洁身自好,或坐怀不乱的人。金钱、美女、地位、名声,既然在历史上打动了那么多英雄豪杰,能倾城倾国,到了八十年代,不会突然失去本身的效用。何况有些人,用本身的行为证明,也并不是用特殊材料铸造而成。
  革命年代,作家们奔赴一个方向,走的是一条路,这条路可能狭窄一些。现在是和平环境,路是宽广的,旁支也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多,这就要自己警惕,自己注意。
  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
  有的人,过去写过一些严肃的现实之作。现在,还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写一些。也可以不写,以维持过去的形象。
  但也有人,经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诱,半老徐娘,还仿效红装少女,去弄些花柳胡哨的东西,迎合时尚,大可不必矣。
  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不愿再提文学对于人生,有教育、提高的意义,甚至有人不承认文学有感动、陶冶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文学只是讨好或迎合一部分人的工具。文学不要讨好青年人,也不要讨好老年人,也不要讨好外国人。所谓讨好,就是取媚,就是迎合迁就那些人的低级庸俗趣味。文学应该是面对整个人生,对时代负责的。目前一些文学作品,好像成了关系网上蛛丝,作家讨好评论家,评论家讨好作家。大家围绕着,追逐着,互相恭维着。也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要弄出个什么名堂来。谁也看不出,谁也说不准。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地,用一砖一石,共同铺建一条通往更高人生意义的台阶,不要再挖掘使人沉沦的陷阱吧。
  作家素质,包括个人经历,教育修养,艺术师承各方面。
  社会风气的败坏,从根本上说,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对症下药,应从国民教育着手,道德法制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评论家的素质,也要改善。因为评论的素质,可以影响作家的素质。苏东坡说,扬雄以艰深之辞,传浅近之理。近有不少评论文章,用的就是扬雄法术。他们编造字眼,组成混乱不通的文字,去唬那些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去盅惑那些文化修养不深的作家。这种评论,表面高深奥博,实际空空如也,并不能解决创作上的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能解释文学上的任何现象。理论自是理论,创作自是创作,各不相干。是一种退化了的文学玄学。
  总之,如何提高作家素质,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一朝一日之功,所能奏效的。
                     198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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