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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闇室纪年》摘抄(一)



我的童年

  一九一三年(旧历癸丑),阴历四月初六日,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村一百余户,东至县城十八里,西南至子文镇三里。子文有集,三、十月有药王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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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中“(一)”为编者所加。

  我上有兄姊五人,都殇。听母亲说,当时家境很不好,产后,外祖母拆破鸡笼,为她煮饭。我生时,家已稍裕。父亲幼年,由一个招赘在本村的山西人,介绍到安国县一家油粮店学徒,此店兼营钱业。父亲后来吃上劳力股分,买了一些田。又买了牲口车辆,叫叔父和二舅父拉脚。
  生我后,母亲无奶。母亲说,被一怀孕堂婶沾了去。喂我些糊,即把馒头弄碎,然后再煮成粥状。因此,我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母亲为我终年烧香还愿,并时常请一邻居老奶奶,为我按摩腹部以助消化。惊风病至十来岁,由叔父骑驴带到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清明日,连三年),乃愈。
  一九一九年,七岁(虚岁,下同)。入本村小学。时已非私塾,系洋学堂,不念四书,读课本。功课以习字、作文为重。父亲请人为祖父撰写碑文,交老师教我背诵。教师多为简易师范毕业,系附近村庄人,假日可回家务农。无正式校舍,借人家闲院闲房,稍事修整为课堂,复式教学。大学生为老师买菜做饭,以为荣耀。我家每年请先生两次酒饭,席间,叔父嘱以不要打,因我有病。冬季上夜校,提小玻璃煤油灯,放学路上甚乐。
  一九二四年,十二岁。随父亲至安国县,考入高级小学。
  按照我的家庭情况,上完初级小学,本应务农,或到外处学习商业。但父亲听信安国县邮政局长之言,发愿叫我升学,习英语,以便考入邮政,说这是铁饭碗。高级小学在县城内东北角,原文庙内。设备完好,图书亦多。在此,课外阅读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和儿童读物。
  安国县原名祁州,为药材聚散之地,传说,各路药材、不到祁州即不灵。每年春冬庙会(药王庙),商贾云集,有川广云贵各帮。药商为了广招徕,演大戏,施舍重金,修饰药王庙,殿宇深邃,庙前有一对铁狮子,竖有两棵高大铁旗杆,数十里外就可以看到。
  南关商业繁盛,多药材庄和作坊,各地药商,都有常驻这里的人员店铺。
  不久母亲和表姐亦来此,我们寄居在父亲一个朋友的闲院里,地处西门里。一直到我读完高小。
  在安国时,父亲并为我请一课外教师,系一潦倒秀才,专教古文,记得他曾在集市上代我买《诗韵合璧》一部,我未能攻习。
  一九二六年,十四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保定距安国一百二十里,乘骡车。父亲送考,考第二师范,未被录取,不得已改考中学,中学费大。
  一九二七年,十五岁。休学一年,实系年幼想家,不愿远出。这一年大革命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父亲寄《三民主义》一本至家,是咸与维新之意。是年订婚。同县黄城王姓。
  一九二八年,十六岁。暑假后复学。大饭厅也是大会堂,写上了总理遗嘱、建国方略。每星期一做纪念周,校长在台上带领静默,总不到规定时间,即宣告默毕。不然,学生们即忍不住要笑。作文课,得老师称许,并屡次在校刊发表,多为小说。记得有一篇写一家盲人,一篇写一女演员。
  初中四年期间,除一般课程外,在图书馆借读文学作品。
  图书馆主任,先为安志诚先生,后为王斐然先生,对我均有鼓励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七岁。结婚。
  一九三一年,十九岁。初中毕业,“九一八”事变
                    1980年4月

在安国县

  我十二岁,跟随父亲到安国县上学。我村距安国县六十里路。第一次是同父亲骑一匹驴去的,父亲把我放在前面。路过河流、村庄,父亲就下去牵着牲口走,我仍旧坐在上面。
  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了县城,一进南关,就是很热闹的了,先过药王庙,有铁旗杆,铁狮子。再过大药市、小药市,到处是黄芪味道,那时还都是人工切制药材。大街两旁都是店铺,真有些熙熙攘攘的意思。然后进南城门洞,有两道城门,都用铁皮铁钉包裹。
  父亲所在的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边路东,门前有一棵古槐,进了黑漆大门,有一座影壁,下面有鱼缸,还种着玉簪花。
  在院里种着别的花草和荷花。前院是柜房,后院是油作坊。
  这家店铺是城北张姓东家,父亲从十几岁在这里学徒,现在算是掌柜了。
  店铺对门的大院,是县教育局,父亲和几位督学都相识。
  我经过考试,有一位督学告诉父亲,说我的作文中,“父亲在安国为商”,“为商”应该写作“经商”,父亲叫我谨记在心,我被录取。
  店铺吃两顿饭,这和我上学的时间,很有矛盾。父亲在十字街一家面铺,给我立了一个折子,中午在那里吃。早晨父亲起来给我做些早点。下午放学早,晚饭在店铺吃。终究不方便,半年以后,父亲把母亲和表姐从家里接来,在西门里路南胡家的闲院借住。
  父亲告诉我,胡家的女主人是我的干娘,干爹是南关一家药店的东家,去世了。干娘对我很好,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大儿子在家,二儿子和我一同上高级小学,对我有些歧视。
  这是一家地主,那时,城市和附近的地主,都兼营商业。
  她家雇一名长工,养一匹骡子,有一辆大车,还有一辆轿车。
  地里的事,都靠长工去管理,家里用一个老年女佣人,洗衣做饭,人们叫他“老傅家”。
  我那位干哥哥,虽说当家,却是个懒散子弟,整天和婶母大娘们在家里斗牌。他同干嫂,对我也很好。
  那位干姐,在女子高级小学读书,长得洁白秀丽,好说笑。对我很热情、爱护。她做的刺绣手工和画的桃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好看《红楼梦》,有时坐在院子里,讲给我的表姐听。表姐幼年丧母,由我母亲抚养成人,帮母亲做活做饭,并不认识字。但记忆力很好。
  我那时,功课很紧,在学校又爱上了新的读物,所以并不常看这些旧小说。父亲为了使我的国文进步,请了街上一位潦倒秀才,教我古文。老秀才还企图叫我作诗,给我买了一部《诗韵合璧》,究竟他怎么讲授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胡家对门,据说是一位古文家,名叫刁苞的故居。父亲借来他的文集叫我看,我对那种木板刻的大本书,实在没有兴趣,结果一无所得。
  这座高小,设在城内东北角原是文庙的地方。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不好评议,只记得那些老师,都是循规蹈矩,借以糊口,并没有什么先进突出之处。学校的设备,还算完善,有一间阅览室,里面放着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还有从历史改编的故事,如岳飞抗金兵、泥马渡康王等等。还有文学研究会的小说集,叶绍钧的《隔膜》、刘大杰的《飘渺的西南风》等等,使我眼界大开。
  因为校长姓刘,学校里有好几位老师也姓刘,为了便于区分,学生们都给他们起个外号。教我国文的老师叫大鼻子刘。有一天,他在课堂上,叫我们提问,我请他解释什么叫“天真烂漫”,他笑而不答,使我一直莫名其妙。等到我后来也教小学了,才悟出这是教员滑头的诀窍之一,就是他当时也想不出怎样讲解这个词。
  父亲和县邮局的局长认识,愿意叫我以后考邮政。那一年,有一位青年邮务员新分配到这个局里,父亲叫我和他交好,在他公休的时候,我们常一同到城墙上去散步,并不记得他教我什么,只记得他常常感叹这一职业的寂寞、枯燥,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之苦。
  干姐结婚后,不久就患肺病死去了,我也到保定读书去了。母亲和表姐,又都回到原籍去。
  解放以后,我到安国县去过一次,这一家人,作为地主,生活变化很大。房屋拆除了不少,有被分的,有自卖的。干哥夫妇,在我们居住过的地方,开了一座磨面作坊。
                    1980年10月11日晨

在北平

  从北平市政府出来以后,失业一段时间,后来到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
  这座小学校,在东城观音寺街内路北,当时是北平不多几个实验小学之一。
  这也是父亲代为谋取的,每月十八元薪金。校长姓刘,是我在安国上小学时那个校长的弟弟,北平师范毕业。当时北平的小学,都由北平师范的学生把持着。北伐战争时期,这个校长参加了国民党,在接收这个小学时,据说由几个同乡同学,从围墙外攻入,登上六年级教室那个制高点,抛掷砖瓦,把据守在校内的非北师毕业的校长驱逐出去。帮他攻克的同乡、同事,理所当然地都是本校教员了。
  校长每月六十元薪金,此外修缮费、文具费虚报,找军衣庄给学生做制服,代书店卖课本,都还有些好处。所以他能带家眷,每天早上冲两个鸡蛋,冬天还能穿一件当时在北平很体面的厚呢大外氅。
  此人深目鹰鼻,看来不如他的哥哥良善。学校有两名事务员,一个管会计,一个管庶务。原来的会计,也是安国人,大概觉得这个职业,还不如在家种地,就辞职不干了。父亲在安国听到这个消息,就托我原来的校长和他弟弟说,看人情答应的。
  但是,我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尤其不及格。每月向社会局(那时不叫教育局)填几份表报,贴在上面的单据,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要弄得支付相当,也需要几天时间。好在除了这个,也实在没有多少事。校长看我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那个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我。当然我也没兴趣去争那个。
  只是我的办公地点太蹩脚。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北墙是我的床铺。
  庶务办事员名叫赵松,字干久,比我大几岁。他在此地干得很久了,知道学校很多掌故,对每位教员,都有所评论,并都告诉我。
  每天午饭前,因为办公室靠近厨房,教员们下课以后,都拥到办公室来,赵松最厌烦的是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从走路的姿势,就可以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坏习惯,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赵松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管乐”。这位管乐西服革履,趾高气扬。后来忽然低头丧气起来,赵松告诉我,此人与一女生发生关系,女生怀孕,正在找人谋求打胎。并说校长知而不问,是因同乡关系。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他年岁较大,长袍马褂,每到下课,就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急步奔到我们的小屋里,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赵松告诉我,这位老师,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师道也很差。
  学校的教室,都在里院,和我们隔着一道墙,我不好走动,很少进去观望。上课的时候,教员讲课的声音,以及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是听得很清楚的。那时这座小学正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就是先不讲课文的内容,而由教员从另外一种事物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动机。不久,小学生就了解老师的做法,不管你怎样引起,他就是不往那上面说。比如课文讲的是公鸡,老师问:
  “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学生们回答。
  老师一听有门,很高兴,又问: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这也是赵松告诉我的故事。
  每月十八元,要交六元伙食费,剩下的钱再买些书,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清苦了。床铺上连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赵松曾送我两句诗,其中一句是“可怜年年枕棉裤”。
  可是正在青年,志气很高,对人从不假借,也不低三下四。现在想起来,这一方面,固然是刚出校门,受社会感染还不深,也并没有实受饥寒交迫之苦;另一方面也因为家有一点恒产,有退身之路,可以不依附他人,所以能把腰直立起来。
  这些教员自视,当然比我们高一等,他们每月有四十元薪金,但没有一个人读书,也不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天吃过晚饭,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玩去了。三年级级任,是定兴县人,他家在东单牌楼开一座澡堂,有时就请同事到那里洗澡,当然请不到我们的名下。
  我和赵松,有时寂寞极了,也在星期六晚上,到前门外娱乐场所玩一趟,每人要花一元多钱,这在我们,已经是所费不资了。回来后,赵松总是倒在床上咳叹不已,表示忏悔。
  后来,他的一位同乡,在市政府当了科长,约他去当一名办事员,每月所得,可与教员媲美。他把遗缺留给他的妹夫,这人姓杨,也是个中学生,和我也很要好。
  我还是买些文艺书籍来读。一年级的级任教师,是个女的,有时向我借书看,她住在校内,晚上有时也到我们屋里谈谈,总是站在桌子旁边,不苟言动。
  每逢晚饭之后,我到我的房后面的操场上去。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双杠上,眼望着周围灰色的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我想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想起在中学时,一位国文老师,讲述济南泉柳之美,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小豆腐,我幻想我能到济南去。不久,我就以此为理由,向校长提出辞职,校长当然也不会挽留。
  但到济南又投奔何处?连路费也没有。我只好又回到老家去,那里有粥喝。
                    1980年10月11日晨

去延安

  一九四四年(三十二岁)返至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立即得到通知,明日去延安。
  次日,领服装上路,每人土靛染浅蓝色粗布单衣裤两身。
  我去迟,所得上衣为女式。每人背小土布三匹,路上卖钱买菜。
  行军。最初数日,越走离家乡越远,颇念家人。
  路经盂县,田间候我于大道。我从机关坚壁衣物处携走田的日本皮大衣一件。
  我们行军,无敌情时,日六、七十里,悠悠荡荡,走几天就休息一天,由打前站的卖去一些土布,买肉改善伙食。
  至陕西界,风光很好。
  在绥德休息五天。晋绥军区司令部,设在附近。吕正操同志听说我在这里路过,捎信叫我去。我穿着那样的服装,到他那庄严的司令部作客,并见到了贺龙同志,自己甚觉不雅。
  我把自己带着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现在想起来,也觉举动奇怪。
  绥德是大山城,好像我们还在那里洗了澡。
  清涧县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里的山,是一种青色的、湿润的、平滑的板石构成的。那里的房顶、墙壁、街道,甚至门窗、灶台、炕台、地下,都是用这种青石建筑或铺平的。县城在峭立的高山顶上,清晨黄昏,大西北的太阳照耀着这个山城,确实绮丽壮观。雨后新晴,全城如洗过,那种青色就像国画家用的石青一般沉着。
  米脂,在陕北是富庶的地方。县城在黄土高原上,建筑得非常漂亮。城里有四座红漆牌坊,就像北京的四牌楼一样。
  我们从敌后来。敌后的县城,城墙,我们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战争破坏;而此地的环境,还这样完整安静。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觉,不知梦到何方。
  到了延安,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大雨。我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房子里的地铺上闲话。我说:这里下雨,不会发水。意思是:这里是高原。说话之间,听流水声甚猛,探身外视,则洪水已齐窗台。急携包裹外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塌。仓皇间,听对面山上有人喊:到这边来。遂向山坡奔去。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迅猛增高。我被洪水冲倒,弃去衣物,触及一拴马高桩,遂攀登如猿猴焉。
  大水冲击马桩,并时有梁木、车辕冲过。我怕冲倒木桩,用脚、腿拨开,多处受伤。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距延河不到百米,身恐已随大江东去矣。
  后听人说,延河边有一石筑戏楼,暑天中午,有二十多人,在戏楼上乘凉歇晌。洪水陡至,整个戏楼连同这些人,漂入延河。到生地方,不先调查地理水文,甚危险也。
  水灾后,除一身外,一无所有。颇怨事先没人告诉我们,此街正是山沟的泄水道。次日,到店院寻觅,在一车脚下找到衣包,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
  而千里迢迢抱来田间的皮大衣,则已不知被别人捡去,还是冲到延河去了。那根拿了几年的六道木棍,就更没踪影了。
  在文学系,名义是研究生。先分在北山阴土窑洞,与公木为邻。后迁居东山一小窑,与鲁藜、邵子南为邻。
  一些著名作家,戏剧、音乐、美术专家,在这里见到了。
  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提升教员,改吃小灶,讲《红楼梦》。
  生活:窑洞内立四木桩,搭板为床。冬季木炭一大捆,很温暖,敌后未有此福也。
  家具: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大沙锅一,可热饭,也有用它洗脸的。水房、食堂,均在山下。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
  刚去时,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
  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
  我参加的生产活动:开荒,糊洋火盒。修飞机场时,一顿吃小馒头十四枚。
  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下垂。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邓德滋随军南下,相约:在桥儿沟大道上,把他领到的一件棉上衣换给我。敌后同来的女同志,为我织毛袜一双,又用棉褥改小袄一件,得以过冬。
  讲课时,与系代主任舒群同志争论。我说《红楼梦》表现的是贾宝玉的人生观。他说是批判贾宝玉的人生观,引书中《西江月》为证。
  沙可夫同志亦从前方回来,到学院看我,并把我在前方情况,介绍给学院负责人宋侃夫同志。沙见别人都有家眷,而我独处,关怀地问:是否把家眷接来?彼不知无论关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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