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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赵树理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才多艺之乡。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敌后的著名抗日根据地,在炮火烽烟中,绽放了一枝奇异的花,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以其故事的通俗性,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别是语言的地方色彩,引起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注意。他的几种作品,不胫而走,油印、石印、铅印,很快传播。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我在冀中区读到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
  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
  在他以前,所有文学作者,无不注意通俗传远的问题。
  “五四”白话文学的革命,是破天荒地向大众化的一次进军。
  几经转战,进展好像并不太大,文学作品虽然白话了,仍然局限在少数读者的范围里。理论上的不断探讨,好像并不能完全解决大众化的实践问题。
  文学作品能不能通俗传远,作家的主观愿望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是其他方面的条件,也很重要。多方面的条件具备了,才能实现大众化,主要是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在这两项条件之外,作家的思想锻炼,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写作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
  我曾默默地循视了一下赵树理的学习、生活和创作的道路。因为和他并不那么熟悉,有些只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猜测去进行的。
  据王中青的一篇回忆记载:一九二六年赵树理“在长治县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他平易近人,说话幽默,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向当时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学习,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他那时就可谓是一位博学多识,多才多艺的青年文艺作者。”
  这段回忆出自赵树理的幼年同学,后来的战友,当然是非常可信的。其中提到的许多史实,都对赵树理以后的创作,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即使赵树理当时已具备这些特点,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
  在学校,他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毕业以后,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律,他可以沉没乡塾,也可以老死户牖。即使他才情卓异,能在文学上有所攀登,可以断言,在创作上的收获,也不会达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高度。
  创作上的真正通俗化,真正为劳苦大众所喜见乐闻,并不取决于文学形式上。如果只是那样,这一问题,早已解决了。也不单单取决于文学的题材。如果只是写什么的问题,那也很早就解决了。它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所学习的资料。在当时有见识,有修养的人材多得很,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
  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
  当赵树理带着一支破笔,几张破纸,走进抗日的雄伟行列时,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的地方。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的,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支笔。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
  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爱,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这一巨流之中,没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处。
  他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与共,亲密无间。
  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传、鼓动,就必须用战士和群众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形式,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而这些东西,就在赵树理的头脑里,就在他的笔下。
  如果不是这样,作家是不会如此得心应手,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
  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这一条规律,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显著。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
  他的读者群也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
  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
  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
  政治斗争的形势,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唯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
  渐渐也有人对赵树理的作品提出异议。这些批评者,不用现实生活去要求、检验作品,只是用几条杆棒去要求、检验作品。他们主观唯心地反对作家写生活中所有,写他们所知,而责令他们写生活中所无或他们所不知。于是故事越来越假,人物越来越空。他们批评赵树理写的多是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评者欲之入地。对赵树理个人来说,升天入地都不可能。他所实践的现实主义传统,只要求作家创造典型的形象,并不要求写出“高大”的形象。他想起了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时,那种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战斗心情。他经常回到山西,去探望那里的人们。
  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的青春泼辣的力量。
  很长时期,他专心致志地去弄说唱文学。赵树理从农村长大,他对于民间艺术是非常爱好,也非常精通的。他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的《石不烂赶车》鼓词,令人看出,他不只对赶车生活知识丰富,对鼓词这一形式,也运用自如。这是赵树理一篇得意的作品。
  这一时期,赵树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对于“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新的文学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这是不必要的。民间形式,只是文学众多形式的一个方面。它是因为长期封建落后,致使我国广大农民,文化不能提高,对城市知识界相对而言的。任何形式都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逐步发展,要和其他形式互相吸收、互相推动的。
  流传民间的通俗文艺,也型类不一,神形各异。文艺固然应该通俗,但通俗者不一定皆得成为文艺。赵树理中后期的小说,读者一眼看出,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作者对形式好像越来越执著,其表现特点为: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遂使整个故事铺摊琐碎,有刻而不深的感觉。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原非完全如此。
  进城不久,是一九五○年的冬季吧,有一天清晨,赵树理来到了我在天津的狭小的住所。我们是初次见面,谈话的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他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
  因为是同时代,同行业,加上我素来对他很是景仰,他的死亡,使我十分伤感。他是我们这一代的优秀人物。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诚实的心。
  林彪、“四人帮”当然不会放过他。在林彪、“四人帮”兴妖作怪的那些年月,赵树理在没有理解他们的罪恶阴谋之前,最初一定非常惶惑。在既经理解之后,一定是非常痛恨的。他们不只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多年来为之歌颂的,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
  天生妖孽,残害生民。在林彪、“四人帮”鼓动起来的腥风血雨之中,人民长期培养和浇灌的这一株花树,凋谢死亡。
  这是文学艺术的悲剧。
  经济、政治、文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固定,非常自然的关系。任何改动其位置,或变乱其关系的企图,对文艺的自然生成,都是一种灾难。
  文艺的自然土壤,只能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植根于这种土壤,文艺才能有饱满的生机。使它离开这个土壤,插进多么华贵的瓶子里,对它也只能是伤害。
  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野心家,用实用主义对待文艺。
  他们一时把文艺捧得太高,过分强调文艺的作用,几乎要和政治,甚至和经济等同起来。历史已经残酷地记载: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是为他们在另一个时候,过分贬低文艺,惩罚文艺,甚至屠宰文艺,包藏下祸心。
                    197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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