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作品集
人性困境中所展示的多重性、共性及无限可能性
--论沈从文小说《丈夫》
一般人在阅读沈从文的《丈夫》时,很容易将之误读为:中国半封建半
殖民时期的农村中,乡下人淳朴本性如何被现代城市文明(即资本主义
的负面影响)玷污与侵蚀的故事,以及农村的文化、经济如何落后闭
塞。这种解读方式完全扭曲了沈从文的性爱观与人性观,使得《丈夫》
的中心思想变质成“五四”新文学中另一场批判农村社会的价值判断谩
骂。
台湾文学批评家王德威认为,沈从文创作《丈夫》的宗旨,并非在于谴
责地方习俗(妻子行娼)或者是夫妻俩的虚荣心。沈或许也可能有打算
批评性交易的意旨,但他实际上最关注的莫非是社会对他们所体现的道
德含糊性。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道德含糊性,被建构在微妙的人物关
系与心理刻画中,既实践了弗洛伊德性欲压抑做为文艺创作的基本观
点,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饱满丰富的阅读期待。较沈其他的小说相比,
《丈夫》的反复阅读性更为持久而深邃,可供挖掘的地方是无限的。因
为《丈夫》不乏《萧萧》所体现的假道学在自然力量面前的不攻自破,
也不缺乏《柏子》中所展示的性爱作为自然力量与人性本能的化合。我
认为《丈夫》略胜其他作品一筹之处,则在于沈从文更深刻地表现了人
性困境(portrayal of the human condition)中所展现出的多重性
(ambiguity)、共性(universality)、以及无限可能性(unlimited
possibilities),使得这篇小说的阅读,跨越了一切时间的界限与文化
地域的藩篱。
首先,我们绝对不能不细读作者费尽将近四页的笔墨,为这对夫妇的故
事所作出的背景交代,因为这些文字构成一篇重要的序。在这里,沈从
文先交代了黄庄特有的地方风俗:由于经济上的自然条件,乡下的年轻
丈夫如何让自己妻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河边的船上“做生意”。做为一
个叙述者,沈从文不露凿痕地在这段背景客观描述中,巧妙地融入自己
的人性观。在他看来,妇女们做的生意“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
反健康。”而丈夫“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地安分过日
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
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
他。”
从以上这些句子来看,沈从文所彰显的,就是一种没有道德价值判断的
切入点。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道德价值判断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更
重要的是,作者是完全深入了地方文化的人物心理去对人性问题进行探
索,出发点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地、俨然以一个知识分子居高
临下地,去探讨这种地域文化的自然现象。以知识份子心态为创作切入
点,可在《夫妇》里针砭中国国民性中的禁欲主义中获寻。然而,《丈
夫》和《夫妇》的人性观并不相违悖:两性间本能的情欲行为是最自然
而正常的人性表现。王德威认为,性爱在沈的处理中,既是指涉社会生
活里的私我领域,同时也吊诡地成为了小说人物绝不会去加以禁锢的一
项母题。这是一点也没错的,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到丈夫、五多及大娘等
人物在对待贯穿于故事中老七的一切性交易时,他们所流露出的甚至理
所当然态度。吴福辉也明确指出,“…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男人对
女人的'性禁锢'本就松弛,性爱转让所标示的夫权危机自然对男女都没
有那么严重……”。
《丈夫》背景交代文字中,另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沈在其他小说中,反
复探讨的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对立。这些妇人“做了生意,慢慢的与
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
毁了”。有趣的是,这种毁,“是慢慢的……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
情况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由此可见,
这正是沈对乡村文明所予以的肯定,也说明了老七的心理变化,处在二
元社会对立过渡中的静态。因为她正是这种染上“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
自由”习气,(当丈夫硬要回乡去时,她命令式地叫他“回到船上
去!”。)却仍然保留纯朴气质的妇人。(到小说结尾,她仍然意识到
自己的人本身和挣来的收入依然是归丈夫的。)由此可见沈从文在刻画
人物时,注意他们心理所展现的多重性。
Jeffery.C.Kinkley认为《丈夫》的人物矛盾是因(丈夫本能的)妒嫉,
而非道德冲突所引起的。换言之,黄庄的地方风俗本来就不是我们讨论
的着重点,而是在接受自然风俗为前提以后,去以丈夫的男性眼光为认
知世界的角度,对他的心理活动所体现的多重性(抑或矛盾性)、普遍
性及无限性进行阐明。
从农村来探望老七的丈夫,碰巧在她与五多去烧香时无法遇见,于是在
等候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他误认为老七主顾的水保。J.C.Kinkley
认为,(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乡下人在城市人面前所表现的迟钝、愚
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心理反应,也表现了两种社会文化的隔阂,
甚至是一种相对的权力关系。我觉得,丈夫在水保面前所种种拘谨、羞
怯、钝拙的表现:如在初次见面时,丈夫先是注意到水保的穿着:“柿
油涂过的猪皮靴子”、“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在对话的过程中,他
首先是叫水保做“大爷”,然后答非所问,“怯怯的望到水保笑”,后
来又自觉要“答语小心”等;回忆起水保时,“装满了钱钞便极其骄傲
模样的抱兜…”,“保留到印象上”,都印证了以上J.C.Kinkley的观
点。
显然的,丈夫是因为寂寞、思念妻子才来到城里探望的,“他要人了解
他”。而且丈夫竟无法抑制心中的寂寞与渴求被关心的欲望,将“凡是
预备到同自己媳妇在枕边诉说的各样事情”,都对水保说了。当水保在
离开之际,交代丈夫转告老七“不要接客,我要来”的一句,竟成为引
发与深化丈夫心中寂寞与羞耻的导火线。但这种心理的转化是有起伏
的:水保走后,他先是为自己能结交这样“尊贵的人物”,也为老七有
一位“财神”似的主顾而感到光荣高兴,但在后来等不到老七,同样一
句“不要接客,我要来”却使他“把原有的和平已失去了”,连喉咙都
“为妒嫉所扼”。实际上,他感觉到自己的夫权受到挑战。这就是沈从
文通过弗洛伊德的“意识流”文艺创作观所要表现出人物心理的内在挣
扎,又再次正体现了以上所提及:人性中的多重性、矛盾性。
身为堂堂大丈夫,他即使知道根据地方风俗,自己的夫权也不至于溃退
得会失去对妻子的主权,但他仍然要妒嫉、要感到羞愤,因为他还是一
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一切不满,都是必然的。阅读下去我们便会发
觉,人物关系网的结构是非常细致微妙的。丈夫以外的人物所构成的认
识世界,与丈夫的认识世界是绝然不同的。这种差异,正也是使得丈夫
的疏离感与落寞白热化的缘由。如兵士来闹过一阵后,五多与大娘习以
为常地谈笑着“兵士的醉态”,而丈夫却因羞辱与寂寞躲在后舱赌气不
出来。当水保带着巡官来“考察”老七时,丈夫不能明白这背后的原
因,也不能理解大娘为何为此而欢喜。他渴望与妻子亲热的机会,屡次
被破坏,而自己的尊严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糟蹋”。隔日早上,妻子的
多次问话,他只是沉默以待,直到当妻子将挣来的钱塞入丈夫手心里
时,他摇摇头,将钱撒到地上去,“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
来”--心中所积累的寂寞与羞辱已经到达瓶颈状态了,他必须本能地
找到一个倾泻的出口。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表现人物
情感时的另一特点--最真的情感是言语无法传达的。所以丈夫已经找
不到任何更适于表达心中对妻子最深沉与真挚的感情了,他的哭是必然
的,也是最人性的表现,具有人类的普遍性意义,同时证实了沈的情感
观。
但如果说丈夫的心理世界是完全与其他人物隔绝的,或说是任何人都不
能理解的,那也不然。如当大娘意识到丈夫知道老七陪客而语气所流露
出的不满时,她试图通过请丈夫去看戏来安抚他。但是,“知夫莫若
妻”,最终最能靠拢丈夫的心理世界,并在两个对立的认识世界里穿梭
的,还是老七本人:烧香晚归,她向丈夫说是自己的错,在丈夫面前换
衣时,她故意露出“鸳鸯戏荷”的胸褡;当兵士走后,五多吵着要丈夫
拉琴伴唱时,被老七制止了,随即又到后舱去劝慰丈夫。听大娘说巡官
要来时,她因为意识到丈夫的心灵不断受到刺激而异常地“咬着嘴不做
声,半天发痴”。
最后,让我们来阐明沈从文处理人性困境描绘时,所开拓的无
限可能性。沈不是一个天真的人道主义幻想者,因为他深信人性欲望是
可以通过现实存在条件来自我实现的无限性,不论是何种先决命运。这
样一来,我们自然能体会到欣赏故事中如下片段:丈夫因寂寞时通过与
水保的畅谈得到的自我排遣;丈夫与妻子、五多和大娘在美好的船上喜
事氛围中,拉琴伴唱作乐,以至“心上开了花”;以及夫妻俩如浪漫的
英雄美女一样回到了家乡。个人欲望与道德禁忌之间,在这些自我实现
的时刻中得到缓解与融合。我认为,在沈从文还给人物本来面目与梦想
时,他并不像其他写实或左翼作家一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刻画
这些纯朴的乡下人。沈从文在《丈夫》中所采取的叙述策略,是通过
诗意完成自我欲望(lyricalwish-fufilment)来经营的。我认为,
这种以乡下人为出发点的诗意叙述,正好开拓了左翼作家(因意识形
态)而不愿去涉及人类现实是可通过不同方式去描述的无穷可能性。沈
从文的两篇文章《水云》和《给志在写作者》就分别阐述了自己独特的
文艺观:
“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
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作家的尺寸和分
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代为制定的
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生命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
的乡愿蠢事。”
--《水云》
“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给志在写作者》
(黄浩威北京大学)
犀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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