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交通工具日渐发达，旅游事业就愈来愈兴旺，所谓“比较文学”也几乎变成了它的副产品。语言文字的挑衅性的障碍仿佛随着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几世。那时候，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丹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这个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莫芝博士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发现”《管锥编》而写出一系列研究文章的人。对赞美，我当然喜欢；对毁骂，我也受得了；唯独对于“研究”——尤其像莫芝博士的精深博涉的研究，我既忻忻自得而更栗栗自危。这篇不像样的短序，就算是被考验者照例说的“博取善意”的开场白（captatio benevolentiae）罢。

一九九三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