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为《走向世界丛书》写的文章，就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语写过关于清末我国引进西洋文学的片段，常涉猎叔河同志所论述的游记、旅行记、漫游日录等等，当时这一类书早是稀罕而不名贵的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我又心粗气浮，对那一类书，没有像他这样耐心搜罗和虚心研读。一些出洋游历者强充内行或吹捧自我，所写的旅行记——像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谭》——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者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到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李一氓同志和我谈起《走向世界丛书》的序文，表示赞许；晚清文献也属于一氓同志的博学的范围，他的意见非同泛泛。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素有研究的李侃同志，也很重视叔河同志的文章和他为湖南的出版社制订的规划。我相信，由于他们两位的鼓励，叔河同志虽然工作条件不很顺利，身体情况更为恶劣，而搜辑，校订，一篇篇写出有分量的序文（就是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不到三年，竟大功告成了。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
　　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闭关自守”、“门户开放”，那种简洁利落的公式语言很便于记忆；作为标题或标语，又凑手，又容易上口。但是，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当地、按部就班地推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只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窗缝和钥匙孔透些儿气。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谈论历史过程，是否可以打这种庸俗粗浅的比方，我不知道。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198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