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访问中，美方照顾我的专业（中国古典文学）和“余兴”（比较文学），安排了同行的对话和座谈。和各大学里比较文学研究者都是个别会晤，可以从容谈论。和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会面常是一伙人把我围住，大多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美国人、美籍华裔，还有香港和台湾来美留学或任教的人），不等我开口，就提出有关我的几种旧作的问题，七张八嘴，使我应付得头晕脑涨，回答得舌敝唇焦。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向他们了解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动向；尽管那样，我还知道了一些情况。
　　老辈的美国“汉学”家多数能阅读文言，但是不擅口语。后起五十岁以下的“汉学”家，多数能讲相当好的“官话”或“普通话”，而对文言文感到困难。所以，当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也偏重在古典文学里的白话作品，例如宋、元以来的小说和戏剧。接触到的杰出美国学者里像哈佛大学的Patrick Hannan是研究话本和《金瓶梅》的，普林斯顿大学的Andrew Plaks（四十二、三岁，公推为同辈中最卓越的学者，祖籍南斯拉夫，通十四、五国语文）是研究《红楼梦》的，芝加哥大学的David Roy（去冬来华相访，这次外出未晤，但留下给我的信和著作）是研究张竹坡、金圣叹等对《金瓶梅》、《水浒传》的评点的。像哈佛大学James Hightower研究骈文和词（他极佩服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记》）、耶鲁大学 Stephen Owen研究韩愈和孟郊诗（他对毛主席给陈毅同志信里肯定了韩愈的诗，甚感兴趣），已属少数。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也和过去不同；纯粹考据当然还有人从事，但主要是文艺批评--把西方文评里流行的方法应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例如 Plaks有名的《红楼梦》研究是用法国文评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Levi-Strauss, R. Barthes等的理论和实践)来解释《红楼梦》的艺术。Owen 有名的韩孟诗研究是用俄国文评里“形式主义”（Formalism）（ Vicetor Shklovsky派的著作六十年代开始译成法文和英文，也听说在苏联复活）来分析风格。这种努力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值得注意；它表示中国文学研究已不复是闭关自守的“汉学”，而是和美国对世界文学的普遍研究通了气，发生了联系，中国文学作品也不仅是专家的研究对象，而逐渐可以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品成为一般人的文化修养了。一位西德学者（ Manon Marien-Grisebach）曾把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分为六派：实证主义或考据派、思想史派、现象学派、存在主义派、形态学派、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学派；两位意大利学者(Maria Corti, Cesare Segre)曾把它分为七派：社会学派、象征主义派、心理分析学派、风格学派、形式主义派、结构主义派、表意学派。看来这些流行的西方文评方法还没有完全应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但也很可能都已应用，只是我闻见有限，不知其详。在华裔学者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外文所刘若端之弟）、译注《西游记》的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广东籍，长大在台湾，三十余岁，并通希腊文；表示欲回祖国，但他父亲是蒋经国手下军官，对他哭道：“你一走，我就没有老命了！”），都是公认为有特殊成就的。一般学者们对《金瓶梅》似乎比《红楼梦》更有兴趣，在哈佛的工作午餐会上，一个美国女讲师说：“假如你们把《金瓶梅》当作‘淫书’（Porn)，那么我们现代小说十之八九都会遭到你们的怒目而视(Frown Upon)了！--这句话无意中也表达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社会风尚。我联想起去秋访问意大利拿坡里大学，一位讲授中国文学的青年女教师告诉我，她选的教材是《金瓶梅》里的章节。一般学者对宋元以来小说戏剧有兴趣，他们在我的同事里，对孙楷第先生也就比对俞平伯先生有兴趣，例如Hannan就希望自己访华时，能和孙先生一见。
　　我次晤见了美国有名的三位比较文学家，耶鲁的Lowry Nelson Jr.、哈佛的Harry Levin和Claudio Guillén。以五卷本巨著《近代批评史》闻名世界的耶鲁退休教授R. Wellek恰恰旅行他往，否则也会晤面的。其他像密歇根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Charles Witke自说是为江青写传记的那个“讨厌女人”(that odious woman )的前夫，取的中国名字是“魏大可”，特来相见。我读过Nelson Jr., Levin, Guillén三位的著作，谈得很投机，我们都认为：比较文学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一个偏僻小国的文学也常有助于解决文学史上的大问题，例如半世纪来西方关于荷世史诗的看法是从美国学者Milman Parry 研究南斯拉夫民歌得来的，中国丰富伟大的文学更是比较文学尚待开发的宝藏。我向他们称述了胡乔木同志《关于文艺理论研究问题》里有关中国散文、诗和“欧洲的散文”、“各国的诗”比较那一节话；引了懂得中文的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R. étiemble在一九六三年一部著作里所说：“没读过《西游记》，正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却去讲小说理论，可算是大胆。”他们都说；中文是个很难掌握的语言，外国“汉学”家学会了中文，常常没有余力来研究自己本国的文学；中国人有语言天才，因此，把比较文学的领域扩大及于中国文学，主要是中国学者的任务，别国人不能胜任。这也许是他们的客气话，但不失为对我们的正当要求，向我国的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放宽视野和接触面的问题。就是说，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
　　我在美国各校访问，还怀着本位主义的私心，想替我所（文学研究所）的中年、青年同人找一些去美研究的机会。经过了解，老年学者应聘“讲学”，无须具有运用英语的能力，可以由美方搭配翻译；“研究”人员在利用图书资料（尽管是中文的资料）和日常讨论时，都须有一定程度的英语知识，不会伴随着助手的。美国学者很关心他们的著作是否为我国学者所知道。我说：“英语在中国的本国文学研究者里还未人喻家晓，翻译也很费事。正像我们用生硬的英文写出论文向西方传达我们的学术成果，你们是‘汉学’家，何妨用中文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我想我们的学术刊物会乐于发表，听说哲学所的一个刊物曾发表一位英国学者的来稿。”Plaks说：“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交流，我们的各种刊物也欢迎你们来稿。”Owen说：“这是对我们‘汉学’家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未必经受得起，但是我们不该畏避。”讲起美国人学习中文问题，他们都说在香港和台湾（所谓Stanford Program)的学习效率比在北京的高，当然在北京除语言以外，还可以接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
　　最后，略讲一下有关我自己的事，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当前动向的一个微末部分。我去秋在欧洲，就知道我的四本解放前旧作在台湾和香港流行着好几种“盗印”本，但未看到，这次大家拿来请求签名，都目睹了。还知道《围城》原有台湾翻印本，后来由于序文里嘲笑蒋介石“还政于民”那句话，本文里讽刺抗战时期大学里的训导制，台湾出版当局便禁止翻印。在“文化革命”时期，海外盛传我已身故，并发表悼唁文字，台湾就把《宋诗选注》盗印了两版。四月二十三日我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美国之音》派记者张翔（后知为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之弟）录音采访，提出了四个书面问题，其中之三是：“以研究《围城》作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者不止一起，对此有何感想？”各大学座谈会上所发的问题，性质相仿。还有询问各书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我是否续写过或将写小说；何以我的作品在海外盛行而在本国绝少人提起；《围城》里有些部分极像“愤怒的青年”所写小说，我写作远在他们以前，他们也决不会看到我的东西，怎样解释这种巧合等等。在哈佛，有人约我看一本新出版的有关中国戏剧论文选，收了我二十四岁时所写一篇英文文章，紧接着一个美国人近年驳我的文章，问我看到没有，“有何感想？”在密歇根，有人给我看美国人所写《比较文学新动向》的书，称引了《谈艺录》，问我看到没有，“有何感想？”诸如此类。《围城》的第一个英译本出于Jeanne Kelly和 Nathan Mao（第二个英译本是Dennis Hu的，尚未完成），今秋将由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社社长派人到芝加哥和我接洽，并给我看译本《引言》。我只看了有关身世的部分，有些是不知哪里来的“神话”，我删去或改正了。有个Theodore Huters正写一本分析我的文艺创作的大书，特从加拿大到斯坦福来会我，要“核实”我的身世中几个悬案（例如我是一九一Ｏ还是一九一一年生的），我知道那些“神话”都是辛辛苦苦到香港和台湾访问我旧日清华大学师友得来的。他说搜集到我在《清华校刊》上的投稿，清华毕业照相等——一切我记不起或者愿意旁人忘记的东西，我回答说：“我佩服你的努力，但我一点不感谢。”他也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上。他还告诉我有个华裔学者（我没听清名子，也没有追问）是研究我的“文言”作品的，除《谈艺录》外，还从老辈的《诗话》和解放前刊物里搜集了我的一些旧诗，正等待着《管锥编》的出版。哥伦比亚、哈佛、斯坦福、夏威夷大学的亚洲语文系都邀请我在最近的将来到那里去“讲学”，哈佛还提出明年“Lowell诗学讲座”（Lowell Professorship of Poetry)的建议，请我考虑，我自度不能胜任，都婉言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