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郭绍虞先生大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发生好多感想，论复古也是一个1 ，目的倒并不在批评郭先生，也非为复古辩护，更不是反对复古，虽然郭先生是不甚许可复古的。我只想把历史的事实研究，分析，看它们能给我什么启示，能否使我对于复古采取和郭先生同样的态度。藐视复古似乎是极时髦的态度；假使我学不像时髦，这是我的不幸。我先引郭先生几句话，因为这几句话最引起我研究的兴味。第三页云：“文学观念经了以上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的演进，于是渐归于明晰。可是，不几时复为逆流的进行，……一再复古。”第八页云：“因此文学方面，亦尽可不为传统的卫道观念所支配，而纯文学的进行遂得以绝无阻碍，文学观念亦得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第十页云：“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历程中应有的步骤。”第三m一页云：“凡是作家，总无有不知新变的。刘?d这样不主尊古、不主法古……这当然因为他是史家。他本于历史的观念以批评文学，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而不为批评界的复古潮流所动摇了。”够了，我说过不批评郭先生的，但是，有两点似乎可提出讨论，第一：郭先生以为文学要从“外形”来“认识”（第四页），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是“正确”的观念；同时郭先生又主张”“纯文学”才是“正确”的文学观念，而郭先生解释“纯文学”则云：“同样美而动人的文章（密圈是我冒昧加的）中间，更有‘文’‘笔’之分：‘笔’重在知，‘文’重在情；……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亦相似。”第三页，我不大明白！好像是说“杂文学”“外形”虽跟“纯文学”“同样美而动人”，但是算不得“正确”的文学观念的根据，因为它的“内质”的侧重在“知”；反过来说，“纯文学”之所以能为“正确”文学观念的根据，倒并不在它的“外形”——因为“杂文学”也“同样”具有“美而动人”的能力——还是在它的“内质”的侧重“情”。说来说去，跟郭先生所不甚赞成的“复古派”一样，还是从“内质”来“认识”文学，当然“内质”的性质是换过，不是“道”而是“情”了。我不知道“知”和“情”的绝然分划有没有心理学上的证实，我不知道“内质”、“外形”的绝然分划有没有美学上的根据，我只觉得至少郭先生说话上前后有些矛盾，尽许他意思中间是始终一贯的。第二：郭先生以为“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所以，“本于历史的观念以批评文学”的人像刘——不用说，还有郭先生自己——“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我希望我能像郭先生那般的肯定。“文学进化”是否就等于“事实进化”？“事实进化”只指着由简而繁，从单纯而变到错综，像斯宾塞尔所说。“文学进化”似乎在“事实”描写外更包含一个价值判断： “文学进化”不仅指（甲）后来的文学作品比先起的文学作品内容上来得复杂，结构上来得细密；并且指（乙）后来的文学作品比先起的文学作品价值上来得好，能引起更大或更高的美感。这两个意义是要分清楚的，虽然有“历史观念”的批评家常把他们搅在一起。（甲）是文学史的问题，譬如怎样词会出于乐府，小说会出于评话等等；（乙）才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承认意义（甲）文体的更变并不就承认意义（乙）文格的增进；反过来说，否认（乙）并不就否认（甲）。“后来居上”这句话至少在价值论里是难说的。举个眼前的例罢：从“内质”说来，郭先生的大作当然比刘?d的《旧唐书·文苑传序》精博得多了？恐怕郭先生自己就要谦让未遑的2 。即使退一步专就“历史事实”而论，对于“进化”两字也得斟酌。“进化”包含着目标（Destination or Telos）；除非我们能确定知道事物所趋向的最后目标，我们不能仓卒地把一切转变认为“进化”3 。从现在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说来，唐宋的“复古”论自然是“逆流”或“退化”了；但是，假使有一天古典主义翻过身来（像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一样）4 ，那末，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似乎也有被评为“逆流”希望。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也许是顶好的个人主义，不过，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历史观。有“历史观念”的人“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但是，因为他有“历史观念”，他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
　　我在讨论“复古”说以前，还得借重郭先生的话来清理我自己的思想。第四页云：“不过同样的复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李汉序《韩昌黎集》云：‘文者贯道之器也’，此唐人之说；周敦颐《通书》云：‘文者所以载道也’，此宋人之说。所以文学观到了北宋，始把文学作为道学的附庸。”第七页云：“由极端尚 质的语录体言之，则道学家之论文，重道轻文，以文为载道之工具，以文学为道学之附庸，又安足怪！”似乎北宋的文评，给道学家的“载道”观笼罩住了。然而不然！第五页云：“古文家之论文……只是把道字作幌子……至其所重视者还是在修词的工夫，这不仅唐代古文家是如此，即宋代的古文家亦未尝不如此。”（密圈又是我加的）真令我大吃一惊！原来宋代还有“古文家”；原来“文以载道”等等，虽说是宋人说，却又并不是宋人“古文家”之说。看到下文第三二三页，郭先生还明明告诉我们宋代的古文家与道学家“各立统系以相角胜”呢！我不明白！大约郭先生又在独演矛攻盾的武艺了。我们无须问郭先生，道学家能否代表全部宋人，我们只须问：（一）道学家的“文以载道”说，能否被认为文学批评？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的学科对于语方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这许多条件都为学科本身着想，并没有顾到文学，应用它们的范围只能限于该学科本身，所以，“文以载道”之说，在道学家的坐标系(System to Reference)内算不得文学批评。假使我们要把此说认为文学批评，我们须依照它在文学家的坐标系里的意义——即郭先生所谓：“古文家之论文，只把道字作幌子。”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有一条规则，略谓本会会员作文，不得修饰词藻，须同算学公式般的简质(of a mathematical plainness) 云云。若援郭先生“道学家文评”之例，我们似乎还得补作“物理学家文评”、“数学家文评”等等，其奈地球上容不下这本大著作何！我们更有一个反证：郭先生把“极端尚质的语录”作为“道学家文评”的根据，假使如此，道学家在语录而外，不该再做诗古文了！最伟大的道学家像朱子（他的话郭先生在第三二四页上引过）不该做有韦、柳般精洁的五言诗，有欧、曾般雍容的古文，模仿陈子昂《感遇》而作中国最精微的玄学诗《感兴》，更不该说“作诗先看李杜”以及《语类》中其他相类的话了！可见“文以载道”只限于道学的范围；道学家若谈文学，也会“文以贯道”的。（二）“文以载道”在道学家的意义上能否被认为“复古”？郭先生说：“至于北宋，则变本加历，主张文以载道，主张为道而作文，则便是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了。”好像宋代道学家所谓“道”不过是“古昔圣贤的思想”；直捷痛快得很！我们对此又可作三层的辩难：（甲）我们根本代宋儒否认“道”便是“古昔圣贤的思想”。从周敦颐《通书·诚上第一》所引大传“一阴一阳之谓道”，徐积《荀子辩》“一阴一阳，天地之常道”，以至二程《遗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理则谓之道”，朱熹《答陆子静书》“器之理，则道也”等等，我们找不出郭先生把“道”释为“古昔圣贤的思想”的理由来。这不过“有书为证”的问题，我们不必多作援引。（乙）否认“道”便是“古昔圣贤的思想”，并不就是否认“古昔圣贤的思想”可以算是“道”。此中包含一个极重大的关系，并非我咬文嚼字，假使“道”不过是“古昔圣贤的思想”，那末，“道”的存亡全靠着“古昔圣贤”有无“思想”，“古昔圣贤”便是“道”的制作者；“载道”当然是“复古” 了。但是，假使像《中庸章句》所说：“一理散为万事，放之则弥六合”，“古昔圣贤的思想”只是“道”的一部分，那末，“古昔圣贤”只能明道传道，不能创造道；所以《中庸章句》只说“传授心法”。因此（丙）“道”并不随“圣贤的思想”而生，也不随“圣贤的思想”而灭。像柏拉图的模型，它永远存在，无始无终，不生不灭，根本上就无时间性，更何所谓“古”和“今”5？假使道学家“文以载道”是“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理由是因为“古昔圣贤的思想”有合于道，并非因为道就是“古昔圣贤的思想”。换句话说，道学家在原则上并非“复古”。
　　惟其郭先生的书有极大的权威，所以我不敢轻轻放过一字一句。并且，因研究郭先生的议论，我触发许多意思。譬如：假使道学家并非“复古”，那么，唐宋古文家也不得为“复古”。何以故？郭先生云：“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所以虽主明道，而终偏于文；——所谓‘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学文的态度”（第四页）。道学家所求在“道”，古文家所求在美（郭先生所谓“终偏于文”）。“古昔圣贤的著作”可作“标准”，就因它们在美学上的价值。按照英国新实在论，美和“道”是同性质的，是一样超出时间性的。所以，古文家的“上规姚姒”，在原则上并非因为“姚姒”的古，还是因为“姚姒”的永久不变的美（至少从古文家的观点说来）。西洋古典主义者像Boileau 说法古就是法“自然”(Naturel)6，不是可作他山之鉴么？这一点我在本文下篇中还要细讲。
　　我希望在下篇中能证明（一）文学革命只是一种作用(Function），跟内容和目的无关；因此（二）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而（三）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旁一个古代；（四）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定不会十分成功。这四点能否适合文学和思想以外的事物，我不知道。日月无休息的运行，把我们最新的人物也推排成古老陈腐的东西；世界的推陈出新，把我们一批一批的淘汰。易卜生说得好：“年轻的人在外面敲着门呢！”这样看来，“必死必朽”的人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么？不然！《新约全书》没有说过么？“为什么向死人堆中去找活人呢？——他不死了，他已在坟墓里站起来”。

注：
一、我自己的文学观念在《国风》第三卷第八期中讲过，现在大体上还是那个意思。但是在本文中，我绝对没有把我的文学观念来跟郭先生的较短长。
二、Brunetière 第一个把天演论介绍进文学批评，但是他从没有把文体的变化和文品的增高混为一事；参观“L'E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Histoive de la Littérature"第一章、第四章、第九章。又Santayana: "Winds of Doctrine" 第五十九页。
三、即使对天演极抱乐观的生物学家像Julian Huxley。对于文明的进步极抱乐观的史学家像 J. B. Bury 都不敢确定天演的目标；参观Huxley: "Essays in Popular Science"中"Evolution and Purpose"一文及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第二页。若照Krutch: "Modern Temper"及Sainsbury: "Theory of Polarity"说来，则天演简直是一幕悲剧的开演了。
四、参观Max Eastman: "Literary Mind"第一、二、三章。
五、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下册对于宋学的新解释为本文此处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六、参观Brunetière: "L'Evolution des Genres"九七页～一Ｏ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