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启无编。周作人序。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民国二十一年。价二无二角。

　　先讲近代，后讲散文，钞则草草了之，
　　钞的都是明末清初的文章，在我们不能“上知五百年”的人看来，已经算得太古时的遗迹了。假使“近代”这个名词，不仅含有时代的意思，而是指一种风格，像所谓“唐诗”，“宋诗”一样，不是Chronologically Modern，而是Critically“Modernistic”，那末，明以前的文章，明以后的文章，够得上“冰雪小品”的，不知多多少少，何以偏偏又限止于明末清初？话虽这样说，不过是稍尽批评家的义务而已；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我在别处说过，过去已是给现在支配着的；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我们常常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黄金时代》不仅在将来，往往在过去，并且跟着现在转移；在西方，我举中世纪为例，在中国，我举明朝为例，这两个时代都正在翻过身来，沈先生这本书的出版，给我的说法一个有力的例证，我尤得为自己忻幸。
“小品”文和“一品”文或“极品”文（本“一品当朝”，“官居极品”之意，取其有“纱帽气”，即本书俞平伯先生《跋》所谓“代要人立言”之“正统”文也）的分别，当然并不是一个“说自己的话”，一个“说人家的话”；语言文字本来是先苏维埃而实行“共产”的，章实斋师老爷所谓“言公”是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妨算你的，“自己”“人家”的界限，极难分别，不读过詹姆士《大心理学》的人，也懂得这种困难，偏有一等人，用自己的嘴，说了人家的话，硬说嘴是自己的，所以话算不得人家的，你还有什么办法？并且用“言志”、“载道”等题材（Subject-matter）来作Fundamental division，是极不妥当的，我们不必用理论来驳，只要看本书所抄的文章，便知道小品文也有载道说理之作，可见“小品 和“极品”的分疆，不在题材或内容而在格调(style)或形式了，这种“小品”文的格调，——我名之曰家常体（Familiar style）, 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迥乎不同——由远矣！来形成殆在魏晋之世乎？汉朝的文章是骈体的逐渐完成，只有司马迁是站在线外的，不过他的散文，并不是“家常体”，要到唐人复古的时候，才有人去师法他；在魏晋六朝，骈体已成正统文字，却又横生出一种文体来，不骈不散，亦骈亦散，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不为声律对偶所拘，亦不有意求摆脱声律对偶，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即我所谓家常体，试看《世说新语》，试看魏晋六朝人的书信，像王右军的《杂帖》，最妙是书信有用两体写的，譬如《江醴陵集》内《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狱中上建平王书》是绝好的骈体，而《与交友论隐书》、《报袁叔明书》便是绝好的家常体，把这种家常体的长信和唐宋八家类似之作以及汉文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刘歆《让太常博士》相比较，便看得出家常体和通常所谓散体“古文”的不同来，向来闹着的魏晋六朝“文笔”之别，据我看，“笔”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常体，介乎骈散雅（Bookish）俗（Vernacular）之间的一种文体，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韩愈复古，纯粹单行的散文变了正统；骈体文到了清朝方恢复地位，而家常体虽未经承认，却在笔记小说里，在书函里相沿不绝，到苏东坡、黄山谷的手里，大放光明（东坡、山谷的题跋，便是家常体，他作则为“古文”），以后便数着沈先生所抄的作者们了。本书中选书牍这一类的文字还嫌太少；书牍从魏晋时开始成为小巧玲珑的The gentlest Art 以来，是最符合“小品”条件的东西，无论在形式或内容，都比其他文体，如序记论说之类，“极品”的成分少有些。桐城派论“古文”，不是说要避免“尺牍气”么？这就是一个反证。
　　据沈先生《后记》讲，本书原名曰《冰雪小品》，我以为比《近代散文抄》来得妥当，至少可以不用“近代”那种招惹是非的名词。张宗子不是也选过一卷《冰雪文》么？更有进者，本书所抄的都是冰清雪净的文章，并且是没有人注意到的冷文章——冰和雪总够得上冷了。古语云：“艳如桃李，冷若冰霜”，霜雪一家，可以“连坐”的，一语双关，比“散文抄”有诗意得多。记得《青门簏稿·与金来书》曾云：“昨见足下抨击袁中郎文甚当，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临川滥觞，公安汛委，而倒澜于陈仲?c、王季重，仆戏谓此文章家请客陪堂也。”寥寥数语，当得本书一篇总论，“请客陪堂”云云，虽然过火，倒也是“小品”的绝好比喻。旧说请客有“十样景”，谓其多才多艺，无所不能也，正是外国所谓“都来得的”（dilettante）一流人物，明人最有此种闲情逸致，在我们高谈“推克诺克拉西”（Technocracy）的时代，这种人无疑地是“没落”的，吾故回应第一节曰：“太古时之遗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