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Modern Theme(加赛德：《现代论衡》），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by James Cleugh. London: The.W. Daniel Co. 1931.
　　中国似乎还没有人谈过加赛德教授的（除了本刊编者曾经提及外），生存着的道地的西班牙哲学家中，他是数一数二的人了。说“道地的西班牙哲学家”山潭野衲(Santayana)先生是撇开不算的。
　　这几年来，在英在美，出版了许多许多讨论现代“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书。偏是弄文学的人，最喜欢谈这一套——我们中国不是就有人文主义者么？——克勒支(Krutch)先生的《现代脾胃》(Moden Temper)尤其是雅俗共赏的著作。虽然书的观点和论调各各不同，按照我个人浅狡的经验，有两点是各书差不多一致的：（一）现代的人（恐怕不是指的你和我）不讲理性，不抱理想；（二）现代是有史以来最奇特，最好或最坏、最吃紧(Critical)的时代。这许多书，在方法上，总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要谈“时代精神”，不得不讲“史观”(Historicism)；讲到史观，就不容忽视史迹的演化；讲到演化，那么，形成现代的因子，早潜伏在过去的时代中，现代之所以为现代，有来源，有造因，并不是偶然或忽然的事，有什么可奇可怪呢？好，不是现代的光荣；坏，不是现代的耻辱；因为，照史观看起来，现代不过是收获着前代所撒布下的种子，同时也就是撒布下种子给后代收获，在本身是说不上是非好坏的——当然，独立的是非好坏的标准是否宜于史观，也成为问题了。讲史观的人对于史迹，只求了解，不能判断。只可接受，不能改革。因为，从演化的立场上讲，每一个存在着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每一个现象的存在就是它的充足理由(Whatever is, is right and the existence of a thing is its justification)。所以柯亨（Cohen）教授在《理性与自然》(Reason and Nature)一书中要说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不革命的。不过，柯亨教授似乎没有把“不革命”和“保守”分开；讲史观的人当然不革命，但是他也不反革命，因为他知道革命也是事实，也有它的来源和造因，他得接受；进一步讲，他也不反反革命，因为既有这种事实，一定是符合着演化上的需要，他同样得接受。所以我们听到崇奉创化论的人，大骂理智，不由自主地替他们惭愧；理智当然也是“创化”出来的；我们不谈创化论自然不会骂理智，谈到创化似乎不宜骂理智罢？真讲史观的人总是胸襟最宽大的人，最有容量，最有亚历山大教授《空时与神性》一书中所谓“安琪儿态度”的人。话又说回来了：我个人所看见的许多谈现代“时代精神”的文学批评家，没有一个是有史观的，尤其是那般唾骂现代，而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当然，从一个有史观的人看来，他们的“虐今荣古”本身就是现代“时代精神”的一种征象。
　　加赛德教授这本书内容并不怎样充实；连书面在内不过一百五十二面的小册子，重复的话却说了不知多少。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是懂得史观的。本书是讲现代思想的状态，加赛德教授名之曰Physiognomy，要旨可以一句话了之；现代思想是古代思想的反动，古代思想是理性化的（书中名词不一，有时是Rational,有时是 Spiritual，有时是 Cultural），理性化过度，激成现代思想，变而为生命化（书中名词亦不一，有时是Vita，有时是 Biological ）。加赛德教授以为这种反动是应当的，不过最好能“允执厥中”，调和理性与生命，以生命为主，理性为辅，“以至于至善”（Summum Bonum ）。这种折衷两元论，在我们中国人听来，也觉得古色古香得可惊。真的，加赛德教授对于近代的思想家，似乎尼采以后只知道有安斯坦。此外一切学术界的趋向，他似乎完全隔膜。名为讲现代思想，而绝无具体的例证。在全世界怀抱着无名恐怖的时候，加赛德教授在《革命的日落》（The Sunset of Revolution）一篇中坦然地说道：“在欧洲，革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不会再有革命了”——虽然加赛德先生所谓革命，是含有一种Pickwickian的意义，我们听了也只有惊佩，一方面想象世外桃源的西班牙，一方面也羡慕加赛德教授坐井观天的写意。
　　在译本里，我们看得出作者文笔的浓腻。每说一句话，老是摆足了架子，加赛德教授是“当吉诃德”的同乡，难怪他有“纱帽气”(grandiose)。这种“堂哉皇哉”的文章里面，时时闪烁着诙谐，倒也别是一种风味。
　　书中最中意的文章有三篇，恰巧是开头两篇结尾一篇（做书评的人大有嫌疑）。最后一篇是《安斯坦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of Einstein)，尤其精彩的地方是加赛德教授说明“相对论”并不是唯心的，不可与旧日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混，讲得非常简捷了当，记得旧的《心》杂志里有土讷(Tuner)博士驳卡尔(Carr)教授谈“相对论”的文章，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说话远不如加赛德教授痛快了。加赛德教授又讲，安斯坦著作未行世之前，他自己在El Espectator一书里就说过相同的理论（参观第九十二页又第一百四十一页），不过，假使我没有记错，似乎尼采就谈过Perspektivismus这个东西，即加赛德教授所谓 Doctrine of the Point of View 是也。
第一篇《代的观念》 (The Concept of the Generation)，第二篇《预知将来》(The Forecasting of the Future)，尤其是研究历史哲学的人不可不读的东西。加赛德教授以为一个时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 (Ideology)，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这一点我认为不无理由。一般把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认为思想或文学的造因的人，尤其要知道这个道理。这样看来，与其把政治制度、社会形式来解释文学和思想，不如把思想和文学来解释实际生活，似乎近情一些。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至多不过是平行着的各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参观Rivers: Psychology and Ethnology），尤其是讲《社会学与心理学》那一篇，至于心理状态之所以变易，是依照着它本身的辩证韵节(Dialectical rhythm)，相反相成，相消相合，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跟随这种韵节而改变方式。从前讲“时代精神”，总把时代来决定精神，若照以上所说的观点看来，其实是精神决定时代——Spirit taking its time, 结果未必不同，重心点是换了位置了。这虽是我的偏见，而与加赛德教授 的议论并无牴 牾 的地方。加赛德教授又说可以预决将来，我以为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因为，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举个例罢：在福禄特尔的时候，中世纪从文化史上看来是黑暗得像白纸一样，而碰到现代理想制度崩溃，“物质文明”膨胀的时候，思想家又觉得中世纪是文化史上最整齐严肃、最清高的时代了。在我们中国，明朝也正在经历这种历程。申府先生不是在一篇讲事理的文章中引着朴荫开雷（此用Poincaré之常译，若求与原音近合，宜照本刊编者作邦嘉雷）的事实分类么？朴荫开雷分事实为两种：（一）野蛮的事实，（二）科学的事实。据上面的说法，我以为历史上的事实也可分为两类：（一）野蛮的事实，（二）史家的事实。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拆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实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实，有头有尾，是因是果，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所以叫做史家的事实(Historians' fact)而不叫做史的事实(Historical fact)，也有缘故：因为历史现象比不得自然现象，既不能复演，又不能隔离，要断定彼此间关系的性质，非常困难；往往同一事实，两个史家给它以两种关系，而且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为谨慎起见只能唤作史家的事实。
　　因为加赛德教授主张要有Metahistory（第十八页），所以说了上面一大套。Metahistory是极有趣的玩艺儿，虽然像知识论和美学一样，对于实际工作的人，未必有大帮助，不过至少教我们知道历史的抽象意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免得有权威的学者动不动便抬出“史学方法”来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