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惠尔著。伦敦开根保罗公司出版。一九三一年。八先令六辨士。The Physiology of Beauty, By Arthur Sewell.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ancelot Hogbe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1931. Pp.Xiv+194. Price 856.d Net.)

　　老式的文学批评家并不是不讲科学方法的，譬如硕果仅存的古董先生Saintsbury教授在《杂碎书》第一辑中便曾说过非对于几何与逻辑有研究的人，不能做文学批评家——虽然老头子，所谓几何，不过指《欧几利得》，所谓逻辑，不过指Aldrich。但是老式的批评家只注重形式的或演绎的科学，而忽视实验的或归纳的科学；他们只注意科学的训练并不能利用科学的发现。他们对于实验科学的发达，多少终有点“歧视”（不要说是“仇视”），还没有摆脱安诺德《文学与科学》演讲中的态度。这样看来，瑞恰慈先生的《文学批评原理》确是在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它至少教我们知道，假使文学批评要有准确性的话，那末，决不是吟啸于书斋之中，一味“泛览乎诗书之典籍”可以了事的。我们在钻研故纸之余，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重。换句话讲，文学批评家以后宜少在图书馆里埋头，而多在实验室中动手。麦克斯·伊斯脱曼先生(Max Eastman)称瑞恰慈为“旷古一遇的人——教文学的心理学家”(Literary Mind第五十七页)，诚非过当。便是伊斯脱曼自己，也同样地表示着科学化的趋势；他在《文心》（Scribner's.1931）一书中，利用Jean Piaget儿童心理的研究来解释近代诗之所以难懂，利用Jennings下等生物的研究来说明诗人的心理，诸如此类，都十分地创辟。书中最新颖的理论，当然是对于诗的性质的研究（凡两见：一见于《诗是什么》，再见于《评瑞恰慈的诗的心理》），虽然不是本文之所当及，也可以略为讨论。伊斯脱曼以为诗有两种相反的组织成分：一种是韵律，一种是情感。韵律是催眠的，情感是刺激的；伊斯脱曼称之曰诗中的Sleep and Wine。这两种相反的成分，并不相消，而足以相成；因为在催眠状态之下，受暗示的力愈强；所以，诗人有意利用韵律的单调先使我们入于催眠状态，然后一切惟诗人之言是从，对于诗人所描写的事物，都能认幻作真，有强烈的感应（Heightened Consciousness）。伊斯脱曼自负得了不得，以为此说比瑞恰慈之说来得周密。据我看，此说虽然巧妙，还欠圆满，我们可以作两个简单的批评：（一）伊斯脱曼把诗的内容或情感与诗的形式或韵律分划的太清楚，好像诗不过是二者机械式的拼合，容易引起误解。（二）韵律对于读者是不是有催眠的影响，这是一个事，诗人用韵律是不是为了要使读者入于催眠状态，那又是一件事；伊斯脱曼混二者为一谈，把读者的观点认为即诗人的观点，把已解析后的结果当作未解析前的造因，犯了一般批评家的通病。又有人讲，伊斯脱曼的说法不足以证明韵律在诗中的重要，因为极强烈的情感也能使人入于催眠状态：兴奋之极，转成麻醉（南方人所谓“热昏”，麻醉之中，也能认幻作真，譬如“情人眼中出西施”，爱极而忘甚丑，就是一个例。这样看来，诗中只要有强烈的情感也足以催眠，更何须借助于韵律呢？然而不然。因为“热昏”状态，只有在亲身所感受的情感中方能发生，诗中所叙述的情感，在读者不过是一种Vicarious Experience，隔靴搔痒，决无原来的热度。伊斯脱曼以为要使这种隔靴搔痒的经验“感同身受”，非催眠读者不可，而催眠读者，又须借助于韵律；实际生活上的“热昏”不必用韵律，诗中的“热昏”必用韵律，伊斯脱曼虽没有把这一点讲清楚，他的理论仍旧是说得通的。
　　西惠尔先生是专治生物学、心理学的青年，他和瑞恰慈、伊斯脱曼不同的地方是他一向在实验室里用功，没有什么书斋中的修养的。他是有名的生物哲学家霍格本教授的高徒，绝端信仰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美的生理学》一书就是想应用行为主义于艺术上，比瑞恰慈和伊斯脱更走极端。不过西惠尔先生以为艺术的主要性质在乎“传达”（Communication） ，这一点与瑞恰慈和伊斯脱曼的意见完全一致。书中的基本观念与霍格本Living Matter一书相似，而据霍格本为本书所作《叙言》，则似乎霍格本作Living Matter的时候，得力于西惠尔先生者不少；譬如“Public”这一个名词，就是西惠尔先生所贡献。本书凡分四部：一曰“公与实”（Publicity and Reality），二曰“公与私”（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三曰“道德与道学先生”（Morals and Moralists），四曰“美的生理学”。在形式上看来，本书的结构非常之欠平衡；名为《美的生理学》，而实则所讲的东西大部分与艺术不相干，第三部尤其侵入伦理学的范围。作者的文笔虽说不上好，流畅是有余的，并且很富于Epigrams。因是作者是少年人，所以意气非常之盛，兴会非常之高，对于老前辈谁都不买账，挖苦俏皮，无所不至。《伦理原理》（Principia Ethica）的作者 Moore教授，《善意》（Good Will）的作者Paton 教授，《浪漫主义》的作者Abercrombie教授，《艺术》的作者Bell先生等等都着了几下。而文武全材的Smuts将军与科玄兼通的Haldane Sr.教授尤其被骂得痛。只有Pavlov的Conditioned Reflex（牛津出版）一书，作者认为是天经地义。
　　作者认为世间无所谓物件(things)，只有事情（events），而一切事情的性质，随着我们的行为而决定。思想与概念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Tuition），并无先天的直觉（Intuition）。向来心与物的分别只是“私”(Private)与“公”（Public）的分别。所谓“公”者是可以传达的（Communicable），是“Common among mankind”的，是公开共见的，例如行为。所谓“私”者是不可传达的，是神秘的，是难捉摸的，是不能公开共见的，例如自我传达的工具，最重要的当然是语言文字，但语言文字也公私之辨，有许多字是没有公开共见的Reference 的，是随人立义的，例如“实在”（Reality）、“意识”（Consciousness）之类，那便是私的，因为它们所要传达的东西根本上是不可传达的，语言文字常与所传达的事物相联属着。我们对于事物既有反应，我们对于语言文字便有定性反应（Conditioned response）。所以，从行为主义的立足点看起来，文艺的欣赏不过是Conditioned reflex。据Pavlov对于狗的试验，定性反应成立之后，也可以消灭。消灭的方法是只给与定性刺激而不给与Reinforcement——“口惠而实不至”。如此数次之后，狗自己觉得上了当；虽给与定性刺激，不能复唤起定性反应了。但是，假使在新环境里面，则给与定性刺激之后，已消灭的定性反应仍能重现。这种改变环境把已消灭的定性反应重新唤起的历程叫做Disinhibition。西惠尔先生将此说应用到文艺欣赏上面，大致以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定性刺激，但是人类对于语言文字的定性反应，大部分是消灭的了；文学家把语言文字重新拼合（Combination），做成妙语警句，以唤起已消灭的定性反应，仿佛新的环境能唤起狗的已消灭的定性反应一样。但是这种配合，不得太新奇；因为太新奇了，只能引起好奇心（Investigatory impulse），这种好奇心反而把定性反应抑住。所以据作者看来，Sitwell 女士的诗，Joyce先生的小说都犯了这种毛病，因此，作者来一个极耐人寻味的Obiter dictum:一切艺术在新兴的时候，很难确定它的美学上的价值；因为新兴的艺术只能引起好奇心，非相习之后，不能唤起适当的定性反应。第一夜上俄国跳舞场的人，好比初进大观园的刘老老，只会觉得“奇”，不会感到“美”的。
　　以上是本书理论的简单叙述，书中有许多透辟的，Obiter dicta ,例如讲电影，讲自由诗，讲戏剧的布局，可惜不能在此地举出来，以下只是批评。
　　西惠尔先生极崇拜 Pavlov 所试验的狗，以为惟有狗是真正的哲学家；所以我们要解决人的问题，须采取狗的方法。狗是不是哲学家，我不知道，想来西惠尔先生是知道的——我们不必来一个庄周、惠施游于濠梁的Riposte。退一步讲，即使狗是哲学家，哲学家也似乎不必像西惠尔先生那样努力去做狗。并且，狗的方法未必适用于人的问题，至少西惠尔先生没有应用得当。我们姑且指出我们所认为的弱点：（一）用定性反应来讲“美”，至多只能解释用语言文字的艺术如诗文之类，对于音乐、雕刻、绘画等艺术，此说困难极多。因为文字言语因事因物方能有意义，是有Reference (或用西惠尔自己的话，是传达的)，但是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的Media本身就是一种事物，不必有（不一定是“没有”）Reference——像语言文字所有的Reference。西惠尔先生自己所用的例大多偏于文学一方面，并不能面面都到。（二）并且，定性反应并不能解释文学的“美”。西惠尔先生从狗推类到人，我们便试用他的方法，看是否说得通。狗的定性反应所以消灭，是因为“口惠而实不至”的缘故；在新环境之中，施用定性刺激，虽然能唤起定性反应，但是假使仍旧“口惠而实不至”，所重新唤起的定性反应依然消灭。文学的欣赏是不是相同呢？何以我们对于普通语言文字的定性反应会消灭，西惠尔先生没有讲起，想也是为了“口惠而实有至”罢？那末，文学家的语言文字的新拼合，至多不过暂时地唤起读者的已消灭的定性反应，假使照样的“口惠而实不至”（西惠尔先生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是不是这种新的拼合便失了效用呢？这样看来，断无“百读不厌”的诗文或“不朽”的文学了。并且，文学当然并不是拼字把戏，西惠尔未免把文学看得太简单罢！进一步讲，在狗的试验里面，环境虽新，定性刺激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文字的新拼合里面，定性刺激（文字）本身已经改变（新拼合）了，西惠尔先生的推类大可斟酌。（三）西惠尔先生以为文学能唤起已消灭的定性反应，但是一切唤起定性反应的东西是否都算文学，好文学与坏文学以何者为分别的标准，西惠尔先生一句也没有谈到。讲美学的书而不提起这个问题，真使我们诧异。也许西惠尔先生以为“美”美的标准跟“善”的标准一样，都是“私”的而非“公”的罢？（四）谈到“公”和“私”，事实也并不如西惠尔先生所想的简单。世间有不是“公”而亦并不是“私”的东西，西惠尔先生所竭力反对的“意识”便是一例。意识虽非“公开”却是“同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意识”的缘故，所以甲讲“意识”的时候，乙亦能懂——可以“传达”到乙。像神秘经验等等才真是“私”的，因为它们既非公开共见的，而亦非人人都有的。（五）事情虽有公私之别，语言文字似乎没有这种分别——永远是公的。“意识”这个东西也许是私有的，但是“意识”这个字是公开见的。西惠尔先生屡次在书中混二者为一谈。
　　作者的大胆的立说，不肯崇拜老辈的偶像，一意遵奉实验科学，都是极好的事。但是作者因为少年盛气的缘故，似乎过火了一点。诚然，作者对于定性反应的信仰，不亚于《英勇的新世界》里面的 Ｄ.H.C。假使他不仅大胆而能细心，少挖苦前辈诞说而多坚实自己的论证，少卖弄科学实事求事是的方法而能学到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岂不更好么？所以当我们合上这本气壮而理不直的书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那句聪明的话“Si jeunesse sav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