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讲校。邓恭三记录。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实价大洋五角。

　　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加以周先生那“冷冷然”的语调，和他的幽默的“幽默”(Quietistic humor)，我们读完之后更觉得它十分地Companionable。惟其书是这样的好，评者愈觉得为难；要赞呢，须赞个不休；要评呢，又不愿意糟蹋这本好书。当然，那种评论普通文学史的手段——评论作者之标举不当(Sins 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在本书是用不着的，因为作者本意只是“偶然标举，意不求全”；对于本书理论上有不同意的地方，例如，作者纯粹的“为文学而文学”的见解——我名之曰文学的“自主论”（Autonomy），亦无须讨论，因为这不是本书的重心所在。我的方法，只是把本书全部地接受，而于其基本概念及事实上，加以商榷，或者说者说是补充；琐碎的地方，都存而不论。但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一节尚待专家来讨论，此处恕从略。
　　本书的基本概念是：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趋向上和主张上，不期而合，或者用周先生自己的话，“无意中的巧合”，因此周先生颇引为“奇怪”的事。我看，这事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文学运动同是革命的，所以他们能“合”；又因为他们同是革命的而非遵命的，所以他们能“不期而合”，——假使“有期而合”，便是遵命的了。如此着眼，则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流穷源，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做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对“剽贼”，欧的反对“撏扯”，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诚然，周先生把唐宋元的文学，叙述得太“大意”（Cavalierly）了。韩柳之倡两汉三代，欧梅之尊杜韩（善于欧是否也尊杜的问题，不能在此讨论），正跟公安之倡白苏一样（严格地说，白苏并称，只有伯修，中郎称东坡而遗香山），不过是一种“旧瓶盛新酒”的把戏，利用一般人崇远贱近的心理，以为呐喊的口号。不幸，韩柳的革命是成功了，而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欧梅的革命也成功了，也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公安、竟陵的革命，不幸中之大幸，竟没有成功（照我的知，两派的声势，远不如“七子”的浩大），所以才能留下无穷去后之思，使富有思古之幽情如周先生也者，旷世相感起来。这里，似乎不无成败论人的“抗不来格事”（Complex）；当然，普通成败论人的标准，在周先生是反过来了。
　　周先生把文学分为“载道”和“言志”。这个分法本来不错，相当于德昆西所谓Literature of Knowedge和Literature of Power。至于周先生之主“言志”而绌“载道”，那是周先生“文学自主论”的结果。这种文学自主论袁枚在他一首致友人《论文第二书》里讲得差不多有周先生那样的清楚，我们毋庸讨论。只是，周先生以“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分为文学史上互相起伏的两派，这原是很普通的说数，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有这种Dialectic movement。不过，周先生根据“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来分派，不无可以斟酌的地方。并且包含着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想者。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其缘故也许是中国人太“小心眼儿”(Departmentality)罢！“诗”是“诗”，“文”是“文”，分茅设??，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以载道”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谓“文学”；而“道”字无论依照《文心雕龙·原道篇》（一篇很重要的参考，而《现代评论》第八卷二○六，七，八期中的载雪林女士之《文以载道》一文，竟没有提到，却引了无数老子、淮南子的不相干东西。）作为自然的现象解释，或依照唐宋以来的习惯而释为抽象的“理”。“道”这个东西，是有客观的存在的；而“诗”呢，便不同了。诗本来是“古文”之余事，品类(Genre)较低，目的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所以我们对于客观的“道”只能“载”，而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地把它“持”（Control）起来。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他人不用说，举周先生所谓“桐城派定鼎的皇帝”为例罢；读过姚鼐的诗的人，一定会和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那样想：“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周先生书中曾引过刘熙载的话，我们更把刘氏《艺概》为例罢；刘氏在旧批评家之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但是在《艺概》一书中，《文概》和《诗概》划然打作两橛！《文概》里还是讲“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诗概》里便讲“性情”了。这一点，似乎可资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人参考。
　　本书讲公安派颇详细，讲竟陵派不过寥寥数语，这当然因为公安派在理论上比较有发挥。但周先生因此而谓公安派持论比民国文学革命家，如胡适先生，圆满得多，这也许是一种立异恐怖！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适先生那样的周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譬如周先生引中郎所作《雪涛阁集唐文》而加以按语谓：“对于文学史这样看法，较诸说‘中国过去的文学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现在所走的道路才对’要高明得多”，而不知中郎《致张幼于》一札中也仿着七子的口气说过“唐无诗，秦汉无文，诗文在宋元”那种一笔抹杀的不甚“高明”的话。又如以民间歌谣如《打草竿》、《劈破玉》之类与宋元诗混为一谈，似乎也欠“高明”（附带地讲一桩有趣的巧合。中郎的提唱民间文学，诚无足怪；而一意复古的巨子如李空同，也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唱民间文学，参观《诗集自序》及《拟乌生八九子后附郭公谣自识》。从来讲明文学史的人，对于这一个有趣的Rapprochement都没有注意到）。此外枝枝节节的剌谬，亦不在少数；例如在《答梅客生》一书中，捧东坡为千古无两，而在《上冯侍郎座主》一书中，对徐青藤那样捧法，则“卓绝千古”的东坡又出青藤之下了。在《致张幼于》一书中，把汉唐一笔抹杀而推重宋元，而在《答梅客生》另一书中偏又说：“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之学而已；其他事功文章，尚不敢与有宋诸君子敌，遑敢望汉唐也！”徐青藤又似乎被王阳明挤出了。诸如此类，虽不必一一举，我们可以想象中郎的善于自相矛盾了。更有一件有趣而周先生没有讲到的事，就是袁中郎多少有和周先生相似的地方——主张八股的（参观《时文叙》、《与友人论时文》诸篇）。我们知道周先生的主张讲八股，是为了解旧文学起见；中郎则不然，他为“时文”的“时”字所惑，以为“时”即“不古”之谓，所以居然以“时文”当作“天地间之真文”。就这一点论，袁中郎的识见，远不如周先生自己来得“高明”了。
　　周先生又举出几个人如金圣叹，李笠翁，以为他们皆受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影响的。不错，这几个人都是文学上的流星，向为正统文学史家所忽视，诚然有标举之必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正统文学上的影响，例如它们与明清间“宋诗”运动的关系，尤其是钟谭对于王渔洋诗学的影响；这许多问题，一般文学史书都没有注意，我的意见，与周先生完全一致，不过为补充周先生之说起见，故提到这许多问题。
　　在初，我已经声明不谈标举的问题，但是看了附于书后的《近代散文抄》目录之后，又忍不住要说一句话。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记得钱牧斋《初学集》里有为他作的状或碑铭。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并且，我知道，叶公超先生对于这本书也非常的喜爱。
　　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的模型(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人要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诚然有些乞斯透顿式“诡论”的意味，但是叔本华说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丽呢！”后之视今，正犹今这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因”的事情？
　　把周先生的书批评了一大套，并不足以减损它的价值。这本书无疑地能博得许多称誉，无须我来锦上添花，虽然如裴德所说，最好的批评都是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