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钱锺书与杨绛》
好些年前，我对江苏文艺版孔庆茂编的《钱锺书传》作了明确判断：既如伧父之陋而不学，又似贫汉之家无长物（《博览群书》1993年1期，又载入《钱锺书研究丛书》）。世事如车轮转，谁成想孔庆茂居然又把它剪贴补缀成《钱锺书与杨绛》（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为对读者负责，这里再对此书作些评论。
先得谢谢孔庆茂没把我的批评全当耳旁风，新版羞答答地采纳了几条（16、81、153、162、177、254、287、351页），尽管不提我的名字。但原来指出的许多硬伤，却依然存在。
例如，《现代中国文学史》三十年代就出了，他依然说作者四十年代仍在写（109页）。钱锺书《王辛笛寄茶》作于1974年，有忆沪渎“共拨寒灰”之句，109页硬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在答王辛笛诗中……共拨寒灰即回忆国师情景”。冒孝鲁1988年才去世，他却说钱锺书赠诗的1966年是冒的晚年（302页），且把六十年代的诗记在八十年代的账上。The
China Critic（华名《中国评论周报》），偏写成“The Chinese
Critic”（《中国评论家》；53、61、66页）。依然擅自提升小说《围城》中顾孙的职称（161页）。《围城》1979年才有一译本，却说1978年钱锺书“收到被译成不同语言的《围城》译本”（288页）。“十部经史子集的代表作”（260页），病句不通。说《人·兽·鬼》、《谈艺录》最先在香港出版（350页），将盗版和出版混为一谈。
我上次批评孔庆茂读不懂诗，他不服（111页），这里再作评述。“弄翰然脂咏玉台，青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出自徐陵《玉台新咏序》：“然脂暝写，弄笔晨书……开兹缥帙，永玩对于书帏，长循环于纤手”（参看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末两句不必依赖笺注，也能领会，是说：你偏偏怪我嗜书好学，忘了自己也能读会写；与油盐酱醋之类家务活儿毫无关系。再看孔庆茂的解释：“她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担负起全部沉重的家务，牺牲了大量宝贵时间，忘却自己创作。”（155页）完全是把胡猜乱测，莫非“然脂”相当于烧柴煮米、“玉台”可作锅台、“更勤开”就是“担负起全部沉重的家务”？
“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意思是说如今自我惭笑：当年濡染了文人好名争风的习气，不爱听人家称赞我俩像李清照赵明诚似的伉俪－－书生明诚只是个陪客。孔庆茂却解释道：“第二首将他们比作李清照与赵明诚”，并翻出明诚跟妻子战诗的故事。
76页用“热情洋溢”来形容钱锺书早年的一篇评论，驴唇不对马嘴。“上视天梦梦”，112页注作“朦胧不清”，纯属望文生义。“视天梦梦”出于《诗·正月》，“梦梦”即“愦愦”，“耳又聋来眼又花”之意（《管锥编》144-6、20
7页）。64页将钱诗“惜墨抵兼金”作“惜墨兼抵金”。
罗家伦在钱锺书念大一时就下台了（1930年5月），孔庆茂却说两三年后罗以清华大学校长身分招见钱锺书并“言下之意是希望他毕业后留下来”（57页）。287页第二段写钱先生在意大利作报告，加油加酱，如火如荼，竟然全是瞎编的。两次（181、258页）说周振甫先生一一核对钱著原文。46页说陈衍“对并世诗人学者甚少许可，独对钱锺书青眼相看”，纯属讹言妄语，岂不知钱先生本人就品定陈是“及时雨”（详见《钱锺书评论》卷一46-7页）。
许多硬伤叫人啼笑皆非。例如，说钱基博被划为右派（222页）；说《先儿家书》拉杂摧烧者是杨绛（243页）；不选《正气歌》曾被视为“反革命罪行”（242页）；某大字报是红卫兵写的（240页）。
此外，国立师范学院没有外文系（102、107-111页），有英语系。钱先生非难诺贝尔文学奖的谈话先公布于《文艺报》（1986年4月5日），不是《光明日报》（336页）。《学文周刊》（51页）是《学文月刊》之误。《文学评论》（230页）应是《文学遗产》。《中国翻译》（236页）该是《中国文学》。308页记1977年荒井健着手翻译《围城》，其实1975年已发表译文第一章。《围城》重版时间是1980年11月（311页）。《唐诗选》1978年出版，非1966年（237页）。92页给陈衍、浙江大学改名为“阵衍”、“之江大学”。字错得最厉害的是301页（眼幔－眼谩、贻讽－贻讥、灾梨祸枣－灾祸梨枣、所以方－所以言、Pyrrhanisme－Pyrrhonisme、del－de
l、沾污-玷污）。虽然，自无碍乎其为“全国优秀畅销书”（368页）也。
35页摘引几句李稚甫先生供给的钱先生一篇文字。可惜不通文言，把“旧”认作“臼”，不知道“而今奚恃；危涕坠心，云胡得已。”该点作：“而今奚恃？危涕坠心，云胡得已！”
有关杨绛的章节全部抄录自杨绛先生“丰富的”（368页）自传，可笑的是连原作的自谦语气也生搬活剥（27页）。在抄选中还出现了错误。《收脚印》，1933年12月30日问世，杨先生自叙：“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孔庆茂看到《璐璐，不用愁！》的解题“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云云，就把1935年8月25日刊登的《路路》武断为处女作（77页，下一页括号里的“路路”是“璐璐”之讹）。季康是学名，非小名（11页）。杨绛自传于其初进清华园默而不言（les
silences de
l'histoire），须会心文外。杨1933年春入清华大学，不是“考上”（54-5页）的，而是从东吴大学来“借读”的，见牟晓朋《记钱锺书先生》256页。
我说过，孔庆茂从未见过钱先生英语文章，这本书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例如，李高洁苏东坡赋英译本1931年刊行于伦敦，翌年初钱先生作一书评，后来李氏请钱先生为修订本作序。钱英语长序载于1934年《学文月刊》、1935年“Ostasiatiche
Zeitschrift Newel
Fdge”及《光华年刊》；李书新版1935年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这本书第53页却说：1933年李高洁选录苏东坡的诗赋译成英文，定名为《苏东坡诗集》，钱锺书为之写了一篇“Su
Tung-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对这本充满着有趣的误译给予善意的嘲讽，如指出将“苏子”译为“苏的儿子”，“东坡居士”译为“退休的学者东坡”。后来此书重版时，译者竟有雅量将这篇书评缀于书前作为“序言”。
好个“烂煮糊涂之面”！不辨诗和赋，句子也不通。“苏子”“有趣的误译”云云则抄自李洪岩著《钱锺书生平与学术》。后者第112页作：“某些误译，如将‘苏子’译成‘苏的儿子’，将‘东坡居士’译成‘退休的学者东坡’，都非常有趣。”附带一提，《谈艺录》3页“李高洁君英译苏东坡赋（开明本作‘文’）成书，余为弁言”，不很确切。
钱锺书“传”的新添文字也是从李洪岩《钱锺书生平与学术》和牟晓朋《记钱锺书先生》抄来的。对于牟编，非不得已不注明；对于李传，干脆完全不注。
例如，80页引杨季康论快乐的情书，来自牟编261页；82页叙结婚一节，来自李著139页，但抄错了赵萝蕤的名字；175页的老辈诗，来自李书229-231页；202页言赵家璧“过于精明”，来自牟编311页；203页王佐良文，来自李书412-3页；52页张申府文，来自李书126页；56页“土气”一说，来自牟编118页。
也许读者会问：那些史料就不兴得人家到资料馆去搜集？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是转抄的？原来，李牟的书对史料的出处全都有详细标注，但如果未见过原始文献，不注明转引自李牟，却径直说是得自原始文献，肯定有露马脚的地方。例如吴忠匡先生有篇写钱锺书的文章，但有两个版本：海外本提到钱先生批评章士钊的一封信，大陆本却删掉了，牟书用了海外本（271页），把两个版本都标明了，孔庆茂弄不明白，转引时讲了钱批评章的事，却标注出自大陆本（219页），而大陆本呢，根本就没有那回事（364页注九该是锺叔河文，见李洪岩编《钱锺书研究》第二辑1页、第三辑312页，却给吴忠匡文顶替）。此外，84、114、269、285页等，也属于这种情况。从人家的书中转引资料，本来也无所谓，但应该注明，不然人家不但会批评你不下真功夫，还会说你没有文德。
投稿人：李洪岩；字数：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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