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见
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
创造与占有
没有创造的精神,人类与一般的生物何异?没有创造的能力与成就,人类哪有光荣
的生存?
没有创造,何从去占有?他人去创造而自己去占有,就是偷盗的行为。不创造而占
有的生活,是寄生虫的生活;他不但消耗他人创造的结果,而且蠹蚀整个社会创造的力
量。创造欲(creative inpulse)与占有欲(possessive imApulse)本来是并存在人
性中的两种力量。前者发展则社会前进,后者发展则社会衰落。这是历史的公例。前者
的发展,不少灿烂光辉的事实;不然人类何以有今天?但是后者的发展,比前者却更容
易;世界上有比“不劳而获”更能引诱人的事吗?况且力量的动向,常是朝着抵抗最少
的方面去,这是科学家能证明给我们看的话。
创造靠天才,也靠流汗。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说:“天才的
成就,百分之五靠兴到神来(inspiration),百分之九十五靠汗流浃背(perspiratio
n)。”这是经验之谈。流汗不过是形容劳苦的一个名词,其实何止流汗,还要绞脑汁、
呕心血。
在古代奴隶制度之下,一个人占有成队的“人形的财产”为其工作,这是何等可骄
傲的事。在封建社会里,多少的农奴,多少的佃户,来完粮纳税,供私人享受;诸侯地
主居住在宫殿似的堡垒或是大厦之中,间或出来打围射猎,以资消遣,也是十分的舒适。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西洋的资本比较集中都市,于是渐渐演化到金融资本主义的社会。
金钱本来是交易的媒介,也是运用作建设事业的工具,至此乃变为取得大量享受,满足
占有欲望的惟一争夺品。交易市场的股票流通,造成了许多“不见面的东家”(absent
ee ownerAship)。在纽约的人可以操纵伦敦的市场,在伦敦的人可以买完印度的棉花。
一个电话可以买进一个工厂的所有权,而不需自己管理。远处千万劳工的血汗,他可以
在海边避暑的别墅里享受。于是聚积财富(accumulation of wealth)成为一种赌博、
一种打围、一种达到豪华的捷径。他可以不顾人类的幸福,不顾国家社会的需要,而以
纯粹个人谋利为目的。这种制度的流弊,一可以大量浪费人力的资源;二可以普遍的使
可能创造的人,道德趋于堕落;三可使青年的想象弄得俗不可耐(“vulgarization o
f youthful imaginations”)。尤其是第二第三两种流弊,从人生哲学的观点上来看
是最可痛心的事。
这种制度可以称为“谋利动机的制度”(profit mo-tive system)。大家注意
的就是所谓“成功”(success),而成功的意义就是“得到”(“Success is to
get”)。
得到一点是一点,得到愈多社会愈看得起你。在西洋还是从私人的企业里去“得到”;
在私人企业不发达的中国,于是争向公家的财产里求“得到”。一朝权在手,便把公家
的金钱器物来挥霍、来侵占;其慷慨豪华的程度,远过于使用个人财产的百倍千倍。就
是在抗战时期,尽管前线流血,而后方仍发现不少这种情形。经手公家的钱不捞摸几个,
仿佛是傻子,是对于自己的不道德!这是何等可以痛心!为公家购置而得回扣的事,不
断的有。像是旅馆的茶房一样,一定是要小帐的。这种人,这种现象,德文称之为“Tr
inkgelder”,英文称之为“tipping system”,中文正可称为“小帐制度”。以高视
阔步、白昼骄人的公务员,其品格降至通常的茶房,甚至茶房之不若,(茶房如此,乃
是由于积习,其实茶房之中,自有品格比他们高的人。)这又是何等的可耻!
世界上有专占有而不创造的人。我现在举一个极端而有趣的例,就是格林夫人(Mr
s.Hetty Green,1825—1906)。她于八十一岁在纽约死的时候,确定的遗产,在一千
三百万镑英金以上,据说还另有半数不曾知道。她是爱钱的祖母,也是弄钱的天才。她
是英国人,年轻时一游纽约,就从事购买股票。她一个人提了一个破旧的皮袋进交易市
场,可以使世界金融中心里的人变色。她有“亿则屡中”的本领。她若要打倒和她竞争
的对手方,她一定可以打倒。她和感情很好的丈夫离异,因为她虽很爱她的丈夫,她尤
爱钱。她良心疼她的儿子,只是因为医生索价较高的缘故,她情愿儿子陷于残废,而耽
误了医治的时间。冬天里,她因为节省,不买内衣而穿报纸。她住很坏的房子而且常搬,
因为要逃避租税。像这样的情形,她自然不会投任何资本在建设事业方面,连慈善事业
上也一毛不拔。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她不足为奇,所奇怪的是怎样会有这种社会制
度,能允许这多财富,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
但是世界上也有同时创造同时占有的人。占有或者是福特(Henry Ford)创造性的
副产品,因为他创造的主要动机,决不是为钱,而是为创造。他创造动机而外所余的,
与其说是占有欲,还不如说是支配欲。他以贫苦起家;他有他的人生观;他有极少的几
个意见,而以全力去实行。他主张经济时间、经济人力、经济物力。凡是可以达到这目
的的,他不惜工本,不惜精力去做。他最初要为农人发明机械的耕具,继续就要为农人,
甚至于一般人,解决运输的困难;总之,他要为他们节省劳力,把最流汗的工作给机器
去做。他不但要发明,而且要大众有力量能享受他的发明。他致力于能利用公路的运输
机器,遂于1893年造成了第一辆汽车,零件是废铁做的,轮子是脚踏车的轮子改造的,
并且毫无散热的装备,但是他驾着走了一千英里以后,还卖了二百元美金。有了这个成
绩以后,他不断地改进,不只要他的汽车造得好,还要卖得便宜。他的目的要每一个美
国人能有一辆汽车(现在已经平均三个人有一辆)。为了要卖得便宜,于是他和以营利
为目的而眼光浅短的股东意见不合,他脱离了他创设的第缺哀汽车公司(Detroit Aut
omobile Company)而建立了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虽然当初资本
不够,他却可以为所欲为,实行他的主张。他因为要经济人力,使人尽其才,于是他改
进了许多机器,让瞎的、聋的、手足有残废的人可以一样工作。他们不但因此有职业,
而且他觉得他们的工作,由于专心的缘故,特别使人满意。他应付世界经济的不景气,
不是减工资而是加工资,从增加工人的购买力上谋繁荣的恢复。纵然只有他一家大胆这
样干,他也愿意做榜样。在上次大战时候,他大规模的加造Model T机器耕犁,到1931
年已经销了一千五百万架。无论你赞成或反对他,但是他帮助美国完成了运输革命,帮
助英美和他国的农人减少了痛苦,实行了农业的机械化。他有他独出心裁的一套,确是
与普通资本主义的办法不同。他遗嘱把他全部遗产五万万美元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人
类福利”上面,设立福特基金委员会处理。这种精神,尤其可以赞佩。做世界史纲的韦
尔斯是倾向社会主义而决不会为资本家捧场的人。他论福特的时候说:“他的心灵是为
建设的动机所主宰,为发明的欲望所统治;他心里所要的发明,是要减少人类劳力的发
明。”他又说:“不差的,反对金钱动机的价值,他是一个最显著的证人。”(见H.G
.Wells:“The Work,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至于他认为做人
要把握少数意见,而以全力赴之的主张,我觉得很有人生哲学的意义。意大利哲学家克
罗且(croce)批评现代的青年,说他们有许多的观念而没有一个观念。是的,有许多的
观念,天天三心二意,没有一个中心观念以作主宰,是会弄到一事无成的。
若是福特这个例尚有争论余地的话,(因为他反对罗斯福新政以来,在美国已有争
论。)有一个人他创造的动机是不会有人怀疑的;他也占有,但是他绝对是为创造而占
有。这个人就是人类都受他福利的爱迪生(Thomas A.Edison,1847—1931)。他是一
个实际的天才,他的发明专利权有一千五百种。其中有许多是他在成功以后,由他指导
监督,经他的实验室里的研究助手帮同发明的;但是主要的,对于人类最有贡献的发明,
无疑义的是他天才的创造。有人说他无所依附的发明,只是留声机,其余同时都多少有
点简单的雏形,由他改造;然而文化的社会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许多纯粹理论的发
明,同时也有相似的创作。这何足为病?他把许多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把
许多可能发达的观念和事物,来重行实验和另图改进。他应用天才,改造的本领,实为
人类所少有。近代的电灯、电影、播音机、电车、蓄电池等等,不是由他创始,就是由
他完成。电话之有今天,其中不少是他的贡献。水泥由他而成为建筑上应用的材料。西
文的打字机,由他改进而能合于实用。复印机由他创制。他对于新式发电机、变压机的
改进与完成,在工业上有绝大的效用。上次大战的时候,他对于美国海军部贡献了三十
九种发明。但是他埋怨海军部还不曾充分注重到他的发明。最有趣的是他最初取得专利
权的一件发明,一个自动的会场投票数票机。这个很适用的装置,竟被国会拒绝采用,
因为数得太准确了!他的特性是能把最精采的实验工作,变成工业上和商业上最大的成
功。他同时是组织的天才。他的事业经营,有很科学的组织,散布各处。他的发明不只
使用他的实验室、工厂里多少万工人有工作,而且为世界上千百万人创造职业;至于蒙
其发明利益的群众之广大——如因电灯而保全目力的人,即其一端——更不消说了。
但是他这种为发明而奋斗的经过,是一部可泣可歌的传记。他是贫苦出身,仅受过
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他做过火车上送报的孩子,开过蔬菜小店,当过电报公司的发电生。
他每做一件事,都留一点创造的迹象。他于潦倒的时候,就发明了一种一根线上双方传
报的方法,为太平洋电报公司所采用,赚了许多钱,但对于发明者却毫无报酬。这种事,
他生平遇着不只一次。后来他在纽约黄金报告公司得了一个电报技术员的职位,才开始
得到较丰的薪水,储作开办泊普爱迪生集股公司(“Pope,Edison Co.”)的资本。
四年之内盈余五十万元美金,他方才有力量正式建造他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和图书室。
他不断地发明,于是成为有源之水,涓涓地流出。他的发明后来都是由自己的工厂制造;
因为在现在谋利动机支配的制度之下,许多公司买下发明家专利权来,置之高阁,为了
怕别家买去,夺他们的财源。他们自己为成本关系,却又因循不改。这种阻塞人类进步
的现象,习见不鲜。(见J.D.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1939)。
所以爱迪生有可以自己制造的能力,也是促成进步的因素。韦尔斯说他:“这个人做他
的工作,如为任何动机,但是决非为金钱的动机;不只如此,他的工作并受到专门弄钱
的人的阻碍。”他若是为弄钱去工作,只因为“他是被逼了去弄钱的创造者”。他创造
的精力是无限的,是不疲倦的。创造欲和自动电流一样,在内心不断地推动他。他发明
的机器转动的时间很准确,但是时间在他做实验的时候,却毫无意义,因为他实验室的
挂钟是只有钟面而无长短针的。跟他做工作的人,或是受他感动,或是对他有英雄崇拜
的心理,或是对工作发生不可停止的兴趣,也是和他一般英勇地苦干,这是很可使人,
尤其是青年,兴奋的一个榜样。
我们不要只看见女子之中,出了一个古怪的格林夫人。女子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创造
而毫无占有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a Curie,1867—19
34)。镭的共同发现家,镭性放射科学的建立者。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
rie,1859—1906)是巴黎工业专科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们在清苦
生活的状况之下、简单不很完备的实验室里,共同发现了化学的新原素“镭”(Radium)。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发现;它不只影响化学,而且影响物理学。根据克鲁克斯(Crcokes)
伦第根(Rontgen)与伯克瑞(Becquerel)的学理与发现,他们建设了镭性发射原理
(principle of radioactivity),为近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对于原子
构造学说的贡献,可以改变人类的宇宙观,改变传统的唯心唯物的哲学理论,虽然现在
的人还不十分觉得。他对于实际应用上的价值,现在也还不曾尽量发现。即就生理化学
和医学治疗上来讲,他不知给世界患疾病痛苦的人以多少福利。居里夫人于丈夫死后,
还辛苦研究了将三十年。但是这样一位发现镭的大科学家,自己没有一点镭。大战以后,
她去美国一次;当时美国的妇女为了尊崇她、同情她,捐了一笔巨款(大约一百万美金),
买了一个格兰姆的镭,赠献给她。她们在附着这件名贵礼物的赠献书上,写明是送她个
人的。她以为不对,要她们改为送给镭性研究所,将来为法国学术界的公产。当时我正
在美国,看了这件事非常感动。居里夫人死了,她是清高地、清苦地结束了她有大功于
人类的生命!
我举以上几个显著的例,虽然叙述不免较长,但是可以使大家对于创造和占有两方
面的典型人物之中,有所选择。就人生哲学方面来讲,我们要如何发展人类的创造欲而
减少占有欲。就制度方面来讲,国家要如何调整乃至改造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
使有创造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创造、合作创造;使有占有欲的人把占有欲转移方向,得着
代替,不能而且不必从事于私人的占有。让大家“人自为战”地去干,不但是不对的,
而且埋没许多天才,阻碍社会进步。
一个人要有不愁穿吃的相当资财(moderate means of living),才能安心创造,
或是进一步能有独立的思想,就是柏拉图在共和国里,也是如此主张。“箪食瓢饮”,
“曲肱而枕之”的生活,只能希望于颜回,然而历史上有几个颜回?况且如爱迪生的创
造工作,在颜回的生活方式之下是不行的。我们否认物质是人生唯一的条件,但是我们
承认物质是人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从个人道德上说,我们希望个人有颜回安贫乐道的高
风;从政治立场上说,断不能希望人人做颜回。所以如何重行安排社会经济的秩序,使
人人各尽其才,各得安生之道,是近代政治上一个最困难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福特增
加工资,救济残废的工作,也断不能靠一个特殊的个人去做,而要政府能通盘筹算,整
个地担负起来。
因为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有”(have’s)与“没有”(have-not’s)的阶
级分别,太刺眼了。“有钱的阶级”,就是“有闲的阶级”(就是韦勃伦(Veblen)所
说的leisure class)。并且他利用他有闲去作恶、去做坏事。利益是他们享的,租税
的责任却是很巧妙地转移到大众身上去。尤其一般“新富”(nouveau riche)鄙俗的
豪华,可与“新贵”媲美。乃至有理想的青年,看见他们的榜样,理想也就随着沉沦。
他们不劳而获的懒惰生活,毁了他们的创造欲。他们的把持,有时简直阻碍创造的发展。
为了解决和调整贫富问题,经济学政治学里不知道产生了多少派的学说。就是社会
主义学说也不知道有多少派别。他们各有特殊的注重之点,但是他们常有一种共同的忽
视之点,就是他们太注重经济学上的解决方式,而忽视了社会学上的因素,如生物的遗
传,习惯的改变,教育的功能等等,都不曾在他们考虑时得到相当的位置。这问题太复
杂,把它当纯经济的来看,未免过于简单。譬如萧伯纳先生(George Bernard Shaw)
认为苟能将各人的收入一律平均,工作时间也一律减少,大家有闲工夫听了燕语莺啼,
创造的工作就会出来。这是很美丽的想象。不说别的,他至少忘记了生物学上遗传的作
用,能使人有智愚贤不肖的分别。“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现代操纵群众的人,想是
来深深玩味过这句话罢!又如另一派盛行的主张,是以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事业,来
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以变相的方式,征取有钱人的财富,来调剂无收入的穷人。执行
的程度如何不可知,罗斯福却是曾执行这种主张的一个人。当然有人批评这并不是彻底
的办法,但是在骨子里这是表现一种社会集体购买制度(community buying)的新趋势。
因为近代的经济制度太注重“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而不很注重“大量消
费”(mass consumption),所以经济恐慌,常是不免。“若是说没有富了就没有贫,
这理论是不健全的。”“相信贫者之所以贫,乃由于富者将其所有夺去了,这种结论未
免过于匆促。”“贫者也不是一个阶级,贫者除购买力不足一点为其所共同而外,其余
相同之点很少,与其说是阶级,无宁说是杂凑。”韦尔斯这几句话,是值得细心研究的。
所以要解决这问题,应当把人口问题、优生问题、原料问题、产量问题、风俗习惯问题、
运输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国际组织等问题,一齐考量进去。将来我们不但要有计划经济,
而且要有计划社会。
关于上述的制度问题,要国家整个的去解决,不属于人生哲学范围以内。若是讨论
起来,应该另写专书。现在我们所注意的,乃是我们对于创造和占有这两种现象的道德
判断,也就是我们的人生态度。
这判断是清楚的,这态度是正确的,就是:
(一)创造是人类天才最高的发挥;
(二)我们要有而不占,我们的有是为创造而有;
(三)我们的有只能以适合于简单高尚的生活为限,断不能建筑自己的快乐在人家
的痛苦上。
《摩西十诫》的第八诫说:“你不能偷盗”。但是这是负号的话。不偷盗的不见得
是有益社会的人。我们应当正号的说:“我们要流汗,我们才能吃!”至于不劳而获,
就是偷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是孔子的遗教。其实戒之在得的,岂只是
血气既衰的老人;在现在戒之在得的,应当是春秋鼎盛的青年和中年。
哲学家罗素已往对中国人是同情的。然而他论中国人性格的时候(见《The Probl
em of China》),却提出我们民族三个缺点,就是一贪,二怯,三残忍。贪是我们看
见普遍的现象。我们以前对外国人说话客气的时候,自称我国为“敝国”,其实这“敝”
字应当改为“弊”字。但是作弊是因为爱钱来的。“钱可通神”,我们中国人真知道钱
的妙用,所以死后还要孙子烧纸钱、烧金银锭以贿赂鬼门关的守卒!这不是一件小事,
这是代表一种社会心理。罗素那本书写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所以他很幽默地赞扬当时的
军人,说他们的美德是爱钱过于爱权,因此中国的内战打不久。到了主帅要动老本的时
候,他的部下也被对方买过去了。于是当时有人说岳武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则天下太平”这句名言,应当改动一下,改作“武官不爱钱,文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
这话很幽默,也很深刻。但文官不怕死就够了吗?中国不有“要钱不要命”这句成语吗?
我不是来和大家引讽刺话,我郑重地引《左传》里几句名贵的教训道: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将来中国一定走到重要的经济事业由国家经营的这条路上去。但是国营事业前途最
大的困难,就是经营的人的操守问题,也就是人格问题。以前招商局的腐败情形,实在
把国民在心理上弄得害怕了。我们希望这覆辙是不会再蹈的。此中固有监督制度等问题,
但是这种人生态度问题,也得同时转变过来。蔡孑民先生说:“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
予的人,方可以谈共产。”我们可以因袭蔡先生的话说:“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
人,方可以办国营事业。”
老派经济学为私有财产辩护的话甚多,其中有一个理由,在事实上很难得驳倒的,
就是私人经营的事业之中,最富于创造进取的动机(incentive),因为这财产是他自己
的,所以他总是想种种方法,以谋改进。“视公如私”的人,不幸实在太少。但是自私
就是社会进步的唯一的动力吗?我不敢相信。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人生问题,也就是
教育问题,不仅有关学校教育,而且更有关社会教育。因为社会的风气,就是一种很有
力量的教育。
我是不赞成黄老哲学的人,我却极佩服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
主张。(罗素所用译文为“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action without se
lf-assertion,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尤为清晰动人。)此中有极精深
的道理。
我更不能忘记《礼记·礼运》中表现最高的社会理想,也是最理想的社会的两句话: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
犀鸟文艺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