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见
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
知识的责任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i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
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
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
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
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
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
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
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
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
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
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
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焚膏油
而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
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
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拿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
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
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
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
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
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
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
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
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
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
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它的周围运行,他就因此受了
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布鲁诺(Bruno)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
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而死。伽利略
(Galileo)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琅珰,饱
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如饴,
求之不可得”的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
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
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
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
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
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
“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
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他的“胸
中十万甲兵”,也是由此而来的。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
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
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抄,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
葆祯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
各级负责人员,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地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
该县所办之事,不过云云而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
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诀,是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
任推到下面去;下级官厅对上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
踢。踢来踢去的结果,竟和火线中间,有一段“无人之境”(Nomans land)一样。这
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有几多人挺身而出,
本着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担当来说,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我不
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练 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
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
ro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
的,必得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
重大问题。历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
的人,他也得学高深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着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
的训练。思想是要有纪律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
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国人向来很少人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
的思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
这件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
压倒东风。哥白尼主张地动说,固且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布鲁诺和伽利略研究这个学
说认为他是对的以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拥护他,至死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
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奋斗不懈,牺牲生命的人,要有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
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但是
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也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
惨剧。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斗中才挣扎出来的。
直至1911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1921年,美国田
纳西(Tennesses)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
旧势力的顽固,但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可是在中国却不然。
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
多少本小说书上都有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
类是猴子变来的(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经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
我们呢?我们只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做得极好,吴挚甫恭维他
“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足以表示我们
的不认真、不考虑,哪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
易把它丢掉。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愈是中学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
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 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
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
学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
闭固拒,不赞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采取他人的思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
构成自己思想的系统。这才真是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
rmony)才对,不然只是迁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我常怪中国的思想中,
“杂家”最有势力。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是
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的。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
各派,成为一个“杂家”。汉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
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家。这种混杂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取了
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容这种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
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
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真是蔚为奇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
的缩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 这种是片断的、琐碎的、无组织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于
思想无严格的训练,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懒。这思想的方式常靠触机,只是灵机一
来,思想就在这机来的一刹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这如何能发生系统的思想,精密
的思想?于是成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的现象。他只是让他的思想,像电
光石火一样的一阵阵的过去。有时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就止于此,六
朝人的隽语,是由此而来的。《世说新语》的代代风行也是为此。中国人的善于“玩字”,
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统的、精密的专门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因此中国文学里很
少有西洋式如弥尔顿的《天国云亡》,歌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长诗。因此笔记小
说为文人学士消闲的无上神品。现在还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记》和小品文艺,正是
这种思想的斜晖落照!不把思想的懒根性去掉,系统的伟大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第五是颓废的思想 颓废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鸦片烟,是民族的催眠术——并且由催
眠术而进为催命符。颓废的思想就是没有气力的思想,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东西一经
过他思想的沙滤缸,都是懒洋洋的。颓废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就是颓废的行为。以现
在的文艺品来说罢,有许多是供闺秀们消闲的,是供老年人娱晚景的。有钱的人消闲可
以,这是一格;但是我们全民族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没有生存余地的时候呀!老年人
消闲可以,因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给青年人读可为害不浅了。而现在喜欢读
这些刊物的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欢诗酒怡情,而以李太白为护符。是的,李太白是喜
欢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样的一百篇诗呢?我们学
李太白更不要忘记他是“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虽长不满七
尺,而心雄万夫”的人呀!你呢?颓废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复!
第六不能从力行中体会思想 更以思想证诸力行。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士”,是
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的。在魏晋六朝是“清谈”,在以后是蜕化而为“清议”。
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的表现。南宋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议未定而
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忠臣义士,凡事不能作有计划的进
行,逼得除了一死以外,无以报国。“清议可畏”,真是可畏极了!横直自己不干,人
家干总是可以说风凉话了。自己叹叹气,享享乐罢。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老实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知识分
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议风气,只是享乐换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
见几位知识界的朋友们,自己都有精致的客厅,优美的庭园,莳着名卉异草,认为不足
的时候,还可到北海公园去散散步。我当时带笑地说道,现在大家是“花萼夹城通御气”,
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边愁”。现在回想起来,字字都是伤心之泪。这不仅是北平如
此,他处又何独不然?我们还知道近年来通都大邑有“沙龙”的风气吗?“我们太太的
沙龙”是见诸时人小说的。很好,有空闲的下午,在精致的客厅里,找几位时髦的女士
在一道,谈谈文艺,谈谈不负责任的政治。是的,这是法国的风气,巴黎有不少的沙龙,
但是法国当年还靠莱菌河那边绵延几百里的马奇诺防线呀!哪知道纸醉金迷的结果,铜
墙铁壁的马奇诺竟全不可靠。色当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头等强国,重踏拿破仑第三
时代的覆辙,夷为奴隶牛马,这是历史上何等的悲剧?我不否认享乐是人生应有的一部
分,只是要看环境和时代。我们的苦还没有动头呢!我们不愿意苦,敌人也还是要逼得
我们苦的。
“来日大难”,现在就是,何待来日?我们现在都应忏悔。我们且先从坚苦卓绝的
力行里体会我们的思想,同时把我们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里面去。
以上的话,是我们互责的话,也是我们互勉的话。因为如果我脑筋里还有一格兰姆
知识的话。我或者也可以忝附于知识分子之列。我所犯的毛病,同样的也太多了。不过
我们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话,必定先要自己负起知识的责任来。尤其是在现在,知识分
子对于青年的暗示太大了。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
信心。我们稍见挫折,便对青年表示无办法,是最不可以的事。领导青年的知识分子尚
且如此,试问青年心理的反应何如?我们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没办法的事,民族断无
绝路,只要我们自己的脑筋不糊涂!知识是要解决问题的。知识不怕困难。知识就是力
量。而且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
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力量,就会跟着透过去。全部的人类文化史,可以
说明我这句话。我们只要忠诚地负起知识的责任来,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征服!
顾亭林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他又说:“有亡国者,有
亡天下者。”他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
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
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我们尤其要
先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
们知识分子的灭亡。按:本文初发表于《新民族》第一卷第一八期。嗣经改写,辑入
《新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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