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传
第九节　在北碚
  
    一、北　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
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
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
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
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
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
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
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
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
“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
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
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
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
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二、《火葬》
    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短篇也不大写了，
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
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
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
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
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
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可是，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
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
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
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
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
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
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
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
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
一万字，是为《火葬》。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又多病痛，
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
作品呢？过度的勉强，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
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
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
我早已精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
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
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
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我没有足以
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
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
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
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
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
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
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
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
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
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
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
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肠与家计
    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
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
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
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
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
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
（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
叔虎，李效阉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
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
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
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
说别的，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
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
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
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
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
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
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
是使脑子昏乱迟钝。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
四、习作二十年——我的话剧
    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
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多少熟练了一
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
——
    我就大胆地去尝试。
    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
    剧本既能被演出，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乱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好处。想来想
去，想出两点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根据：（一）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性——不是板
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二）人物的性格相当的明显。
    因为《残雾》的演出，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
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
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
至上》。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
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于西康，
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
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
    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
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
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这真应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
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
作纪念。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
宣传的任务呢？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张自忠》。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
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
    《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
    《大地龙蛇》中的思想，颇费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结构则至为幼稚。
    《归去来兮》四平八稳，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虽然我也没太重视技巧。
    《谁先到了重庆》这本戏，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
    《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
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
    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文字好，话剧
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了文艺性；顾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
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自然，
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与心血花在了几个不成剧本的剧本上：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
然的条件啊！
五、二十年纪念会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协”开年会。第二天，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十年纪念
会，到会人很多，而且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艺节目。有许多朋友给写
了文章，并且送给我礼物。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我感激大家对我的
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
交集，无法说出话来。
    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友人们的鼓励我，正像鼓
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
不懈。那么，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谊，我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专心一志的去写作，
而且要写得用心一些。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
上没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六、《四世同堂》
    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中写完；假若每
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三十三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这篇东西
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
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
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
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射在人身上。
    “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
    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
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
作的效率。我可是还天天写作。除了头昏不能起床，我总不肯偷懒。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
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
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
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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