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杰英

以《抢劫即将发生》而蜚声文坛的楚良，沉寂十多年后，近两年来，相继推出《清明过后是谷雨》等现实主义力作，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了四十年农民的作家楚良，尽管移居到地上天堂的杭州，但他仍然不喜欢住在城里，而是和农民住在一起，俨然是一农夫。长期的底层生活，使他对最底层的人们尤其是农民的苦难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近作《清明过后是谷雨》就是他深入生活的一个文学结果。

有人认为，当前的现实主义文学不过是前一阶段“新写实”小说的延伸与拓展，是文学由小家庭小日子走向大社会大改革，勇于正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发生的艰难。这显然没有看到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新写实”小说的批判与超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上的根本变革。楚良的《清明过后是谷雨》不但是写家庭的，而且矛盾和冲突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展开，但它绝不是“新写实”小说所能拘囿的。

当前现实主义与“新写实”小说在内在特征上有两大根本区别。一、它没有像“新写实”小说那样描写在生活困境中趴下的小人物，而是描写了站起来了的小人物；二、尽管它所描写的小人物在生活困境中有挣扎，有妥协，但是是清醒的。这些小人物是明知其恶，其不道德，不得已而为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这就是生存的痛苦。而“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小人物在生活困境中是麻木的，是醉生梦死，是自得其乐。这种得意显然是对善、对道德的真正彻底的否定。

在《清明过后是谷雨》中，这两大特征都有明显的表现，尤其后者，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对于在人生的旅途苦苦挣扎的弱者来说，更有一种苍凉之感。

远在安徽山村的谷雨，打工打到天堂（杭州西湖边）来。她不是陈奂生上城，面对花花世界，六神无主，而是寻找着机会改变那无法改变的命运。世上无巧不成书，谷雨打工所在的东家尽管有万贯家财，有财源不竭的地利，但是却没有后嗣，没有“接班人”。这就成了婆婆和户主立夏的心病。东家立夏和清明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清明得了先天性子宫幼稚病，没有生育。这时候，谷雨和立夏暗渡陈仓，生了一个儿子。然而，谷雨既不想以儿子为筹码取代清明，也不想做情妇和不合法的妻子，只想改变那无法改变的命运。正如谷雨所说：“苍天在上，后土在下，天生我，必养我，我也要生孩子。你们天生了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凭什么？凭的天，凭的地，谁没你长得漂亮，谁没有你能干。为什么你们做东家，当雇主，我文化不比你差，我要向天地讨个公平。”但是，这对于谷雨来说，未婚先育，让他人借自己的肚子生儿子，毕竟是巨大的牺牲，这种行为也是不道德的。对于缺乏道德感的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可以心安理得，但对于有道德感的人来说，就会产生负罪感，将会永远地遭受折磨。谷雨的痛苦正在于她对这种行为的不道德有相当清醒的意识。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中，我们就看到不少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下生活的小人物。在我国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们尽管没有充分地展开这种灵魂的搏斗，但也令人震颤。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没有淋漓尽致地挖掘人物的灵魂分裂及其冲突，是因为它并不旨在提倡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是旨在引导人们去合理地科学地解决现存的冲突，即经济发展的并“轨”和文化发展不可能“接轨”所产生的错位，并由这种错位引起的人物的精神分裂和矛盾。

谷雨没有了“新写实”小说所再现的小人物的自暴自弃的沉沦，尽管她一度失足，但是她没有陷入这种泥潭不能自拔，而是尽力突围。谷雨的站立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未婚的姑娘来说，这无疑是一颗酸涩的果子。正如《九月还乡》的九月，尽管她在未来的旅途上活得有滋有味，活得轰轰烈烈，但是她仍然不可能完全抹掉过去在她心中留下的阴影。谷雨恐怕很难坦然地面对过去，走向未来。

在当今世界，人们的生活距离越来越大。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大众，不但在物质生活上被挤到角落里，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被碾碎被抛弃。谷雨在跨过这种生活的鸿沟的艰难历程中，既没有对犯罪和堕落进行顽强的抵抗，脚踏实地向往和追求美好的明天，也没有深陷生活困境不能自拔而走向堕落、沉沦和毁灭，而是在出卖自我中自救。这对于谷雨来说，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如果她像“新写实”小说里的小人物，陷入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不能自拔，从此沉沦、堕落下去，那么，那些终身伴随她、折磨她的痛苦将化为乌有。她甚至会在未来的生活中自得其乐，怡然自得。但是，她是清醒的，没有麻木和沉醉。尽管谷雨的行为是现代的，敢作敢为，但在精神上，她仍然滞留在中国传统道德里（这是不能抛弃的）。

同时，谷雨违背道德原则和当下一些人的道德沦丧是不同的。当下的一些人的道德沦丧不但是当前社会的某些畸形发展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构成了这种畸形发展的一道风景。而谷雨在违背道德原则的过程中是有痛苦的。这种痛苦是明知不对而不得不为。因为她无法改变或左右当下的社会环境，但又不能不穿行。这种撕裂使她无法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除非她像阿Ｑ那样，在精神上麻醉自己。

为了摆脱这种生存的痛苦，有人提出“磨合”或“妥协”论，认为，“社会本身需要一种渐进的发展，需要一种‘共存’的意识，需要在让步和妥协中谋求我们这个共有社群的最高利益，而不得不牺牲或放弃某种局部的利益和超越某种普遍的理念”。“矛盾不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解决，而是用‘磨合’的方式达到统一。”这实际上是鼓吹为了历史的进步（还不一定是进步）可以牺牲道德和道德的进步。固然，历史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不但瓦解一些不适应未来的旧道德，而且推动符合未来的需要的新道德的建立。但是，历史的进步，尤其是历史在前进过程中的某些畸形发展也会消解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保存、完善的一些道德原则。单纯地以历史的尺度衡量我们的整个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没有看到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主观能动作用，没有看到人们在生存的突围中的痛苦，似乎这种痛苦是必要的，合情合理的。可惜的是，这种“妥协”或“磨合”疗法能够解决极少数人的内心不安，但绝不可能解决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生存痛苦。

当然，我们也反对对这种生存的痛苦采取单纯的道德批判。道德批判固然必要，但是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道德批判上。否则，就不可能将在这种生存的痛苦中煎熬的人们的违背道德原则和当下一些人的道德沦丧区别开来。对于前者来说，他们是有道德感的，而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是没有道德感的，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忽视这种根本区别的，就是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立场上的人。他们没有看到在这种生存的痛苦煎熬下的人们的沉重的道德感，没有看到这些人的难以忍耐的痛苦，而是一味地指责他们违背道德。即认为：“在这些作品中，道德理想已全然消泯，只见到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对恶表示无奈、予以认可。”我们试想一下，这些人物不能够左右社会环境，但又不能够逃避，显然只能硬着头皮前行，只能在两害相较取其轻中爬行。因此，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上一味地指责这些人物的不道德，而忽视这种不道德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就必然会失之肤浅。

首先，我们要顾及到这种违背道德原则的行为产生的社会根源，即存不存在现实环境的逼迫。当然，人的自身修养是一个方面，但绝不是惟一的方面。有时候，甚至不是主要方面。因此，单纯的道德批判就会掩盖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我们要从道德批判上升到历史批判，即站在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统一的高度，深入地批判扭曲他们、迫使他们违背道德原则的社会环境。

再次，这种批判不是打倒和消灭，而是在理解中批判。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堕落、沉沦甚至毁灭的一群，不是某些畸形社会环境的产物。同时，他们在左右为难的社会环境中是有挣扎的，有反抗的，有抵制的，而且最后也没有同流合污。

最后，我们要看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生存的痛苦也是一种批判。这种痛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强大的推动力。

这希望恐怕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