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作品集
主题:〈花桥荣记〉中的女性形象
郑芳祥
传统中国文学电子报第三十五期2000/2/24
一、前言
「女性主义」一词源于十九世纪法国,意指妇女运动。之所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是基于人们主观上感受到男女不平等或者女性受压迫,而企图以行动谋求改善。
虽然妇女运动在台湾的发展较先进欧美国家为慢,但也有二十多年之久[1]。女
性主义在今天仍然盛行,它的影响层面广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
类学,当然还有文学。当我们将女性主义各种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的批评上,无
疑就成了「女性主义批评」[2]。运用这样的批评理论检视文学作品的结果,尤
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到几千年男权至上的思想早已形成一座牢不可
破的城堡,根深蒂固于文学之中。对于文学作品中妇女形象塑造的分析,是女性
主义批评者最早切入的方向。本文除了将以此一角度尝试解读〈花桥荣记〉一文
外,更试图分析非女性形象,也就是男性形象的部分,以便对前一观点所得之结
论加以辅证。下文将从以上二种角度分析白先勇的〈花桥荣记〉,以了解其中妇
女受到各种形式压迫的情形。
二、〈花桥荣记〉中的女性形象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有为数不少的妇女形象。不仅如此,白先勇更「被誉为
二十世纪善写女人的能手。」[3]。同样的,〈花桥荣记〉中也有刻划相当鲜明
的妇女形象,她们个个都遭受到男权社会的不平待遇。小说出现的妇女形象计
有:「老板娘」、房东「顾太太」、「秀华」以及「阿春」,以下将分别讨论
之。
(一)老板娘
「老板娘」在〈花桥荣记〉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她是全文的叙述者,「卢先
生」的故事即是经由她口述而来。因其所占篇幅不少,所可以讨论的女性形象部
分,相对的就较之于其他角色要多得多。
首先,如老板娘描述其年轻时期受欢迎的程度时说:
你们莫错看了我(老板娘)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
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
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这样揽我搭上的。
由此可以清楚地知道,老板娘相当以这一段往事为荣。面对众多男性的无赖似地
死缠烂打,不但不觉得烦,更以此「自豪」,而在年近半百时老调重弹地炫耀自
己当年是多么的年青貌美。反观现在时下许多所谓的「美少女」们,不也和小说
中的老板娘有着同样的心态。以男性追求为肯定自我的结果,势必将以符合其审
美观为最主要目标。导致「美少女」们将因「自觉存在」不彰显而成为「他
者」。所谓的「自觉存在」,是「为人所独有,它是行使视听等感知行动的主
体,但本身不具物质性,可是沙特认为它又的的确确地存在着。」[4]而所谓的
「他者」,黑格尔认为:「『他者』便被赋予了带贬意的语义,而非价值中立的
代名词。」[5]又「沙特在界定自觉/自体存在、自我/他者关系时,已隐然将
男性的属性皆归诸这一配对关系的前者,而将女性属性归诸后者。」[6]可知女
性就算拥有和男性一样的视听感知能力,也始终无法脱离男权主义的阴影独立自
主。因而成为「他者」,永远活在男权的城堡之中。
「老板娘」与「秀华」的一段对话中,同样也呈现女性是「他者」的形象。老板
娘说:
「乖女(秀华),」我(老板娘)说:「你和阿卫有感情,为他守一辈子,你这
份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看你婶娘,就是你一个好榜样。难道我和你叔叔还没有
感情吗?等到今天,你婶娘等成了这副样子──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
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卫还在,你未必见得着他,要是他已经走
了呢?你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华终于动了心,掩面痛哭起来。
由这一段老板娘劝秀华改嫁的话看来,「女人一定要依靠男人才能过活」的观念
已深植于老板娘的心中。以她来台的境遇为例,老板娘不希望秀华也和她一样辛
苦,一个人撑起一家小食店。而希望秀华再嫁给忠厚的卢先生,以求下半辈子有
个安稳的日子。秀华最后也想通了,愿意再嫁。后来因为卢先生原有婚约在先,
不然经过老板娘的撮合,这一对「桂林人」的天作之合是可以预期的。由此我们
得知,秀华接受了老板娘的观念,开始寻求下半辈子的「倚靠」。作者很明显的
创作出不能自己谋生,须要男人加以照顾,并提供经济来源的妇女典型。他们是
被动的、求稳定的、驯服的和柔弱的。而妇女们对她们这样社会化后的形象也视
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别无选择的只能依靠丈夫,并且本来就需要被照顾、被保
护。如此一来,渐渐地将男权主义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因而有了「坏信念」。所
谓的「坏信念」是「发生于当自我感受到随自由而来的无本质与前途未卜时,自
甘放弃选择权与自我定义,以逃避沙特所说的『可怕的自由』。」[7]这样的
「坏信念」使妇女永远无法和男性站在同等的地位上,而成为可怕的「他者」。
最后,我们除了可在上述地方发现「老板娘」呈现「他者」形象外,在老板娘和
顾太太的对话中,也不时可见男权主义内化为妇女思想的一部分,而且牢不可
破。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是以作者,一个男性的角度所塑造,以符合男人「需求」
的妇女。如以下的一段对话:
(老板娘)「卢先生到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
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
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先了,指甲擦得红通通的,
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
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那里
洗得乾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这段话是男权主义内化为妇女思想一部分相当典型的例子。老板娘和顾太太都是
传统的妇女典型,他们将洗衣、服侍男人这样的事看作理所当然,是身为女人应
该要作的事,不应有所改变,更别说是男人反过来服侍女人了。她们言谈中所呈
现的观念,正符合女性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女性所能从事的工作大都「被认为是
劳力而非劳心」[8]。「作家要求她们(小说中的女性)遗忘或否定自我。」[9]
因此他们会对阿春种种「欺压」卢先生的举动不满,为卢先生抱不平,认为女人
应该服侍男人;男人理当被女人侍奉。其实家务事不是夫妻任何一单方面的责
任,而应是二人共同分担的。以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方式,扼杀了
妇女自我实现的机会。其实,妇女也有刚强、善于交际的一面,足以应付工作的
需求;同样的,男性也拥有细心、热爱家庭的一面,可以料理家中的大小事物。
但向来多是妇女接受了社会化给予的次等地位,甘心处于「第二性」[10]。激进
女性主义者米列认为,「社会透过社会化来使两性须从所规定的气质、角色、地
位等。妇女从幼年起被训练去接受一个男女有别、并将公共权力分派给男性领域
的社会制度。」[11]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女人自古以来受制于男人的情形
从未改变。其次,女人同时也因为社会化的因素,将这样的压迫内化为理所当然
的事实,认同男尊女卑。
从以上三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所创造出的「老板娘」,其实是相当典型的
「他者」形象。就算她独自经营「花桥荣记」十多年,有了独立谋生的能力,但
她依然希望男性的照顾,因此力劝「秀华」改嫁。缺乏自信心的她也还认同「男
主外、女主内」,尽管自己早已「主外」多年。
(二)顾太太
「顾太太」是卢先生的房东,同时也是「老板娘」的麻将搭子。小说中很多情节
是由这二人的对谈中发展出来的。作者在描写这二人时,将他们的谈话形象加以
相当程度的丑化。如老板娘形容顾太太说:「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
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12]又说「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
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在听完了房东太太形容完阿春和卢先生偷情的经过之
后,她骂道「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这些话虽然是只针对房东太太
而来,但却也都是作者同时对于这二个角色所做的批评,而这样的批评无疑地有
着相当浓厚的男权思想。首先,作者选择用二个妇女来扮演爱道人长短的角色,
主观上即和中国传统观念相当吻合,认定「论人是非」的习惯是妇女所独有,也
因此而有「长舌妇」、「三姑六婆」等以针砭妇女为主的成语。反观针对男性,
我们则找不到有任何类似的成语,反到是有「刚毅木纳」、「性情质朴」等词语
来赞美沈默寡言的男性。但道人长短岂是妇女的专利,同样的沈默是金又岂是男
性所独有。这样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相当不公平。顾太太在小说中所呈现之「刀
嘴」形象,即是此一不平在文学作品中的显例。
(三)、秀华
和顾太太一样,「秀华」在小说所占的分量不算多,但我们依然可以就有限的材
料对其女性形象加以分析。除了在上述听从「老板娘」改嫁的话所透露的「他
者」形象外,之前所表现出的「贞节观」,可谓是中国传统婚姻观为女性所上的
枷锁。
秀华是我先生的侄女儿,男人也是军人,当排长的,在大陆上一样的也没了消
息。秀华总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间麻包工厂里替人织麻线,一双手都织出
了老茧来,……
战争使得「秀华」的先生没了消息,而她和所有传统的中国女性一样,因此开始
了漫长而又无限期的等待。也许这时的「秀华」心中正有个「王宝钏」的形象,
而打算师法王三姐,来个「苦守寒窑十八年」。就是这样的贞节观念,害得不知
多少中国妇女白白葬送了她们的青春,只为了莫明所以的等待。即使是日后「秀
华」终于放弃等待,决定再嫁。妇女始终为「婚姻」所捆绑束□的事实还是没有
改变。妇女本身即认为自己将无法独自面对生活所带来的压力,不管是经济上还
是其他方面的。因此,透过婚姻找张「长期饭票」成了妇女们的最好的选择,但
女性也就在此成为「他者」而浑然不自觉。
(四)、阿春
小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妇女形像要算是洗衣婆「阿春」了。作者费了相当的笔
墨来描写这个人物。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
股老早发得圆鼓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
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
这一段对阿春身材的描写,相当清楚地呈现了当时(民国五十年代)的审美标
准。社会上普遍皆视身体为相当隐密之处,鲜少公开加以谈论,更遑论将其身体
的曲线展现出来。而阿春则恰恰和此一价值观完全相反。她是「肉弹弹的一身」
又有「两个冬瓜奶」,甚至还「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咚。」这种种近乎丑化的
描写,是当时审美标准下的产物。此一标准同样也是男权主义下的产物。女性长
年以来被视为男性的「财产」,丈夫「拥有」妻妾,富人「拥有」婢女。自己的
「财产」当然不能让人轻易占了便宜,于是「一女不事二夫」的贞节观在中国社
会中根深蒂固。女性的身体理所当然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只可以在最隐密
的「卧房」才能「得到」。因为这样的观念,「老板娘」才会视「阿春」毫不保
留地展现自己身体为「伤风败俗」,而加以批评丑化。
近年来类似「老板娘」这样的保守观念可说随社会开放脚步加快而逐渐消声匿
迹,取而代之的是对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信。然而可议的是,这样的自信却依然
建立于符合男性审美观的基础上。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妇女唯一的「功能」是取
悦男人。对于男人所建构之评品妇女身体的标准,妇女们往往奉之为准则。于是
美容美体业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四处林立,以分食这块妇女荷包的大饼。而这样以
取悦男人为出发点的想法,即是妇女经由男人的定义而成为「他者」。但是我们
要知道,「仅仅身体不足以定义女人」[13]。会有「自体存在」大于「自觉存
在」,以及甘心沦为「他者」的表现,可说是妇女们「自觉存在」薄弱所致。妇
女的自觉存在意识薄弱时,自觉的心灵不愿超越那个定型、物化的身体,因此沦
为被男性宰制的对象。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的卷二《女人今日的生活》中赞
成各种条件使女人倾向于自恋。「主因在于社会使女人不能从事自我定义的活
动,而容许女性从事的活动又不能使女人满足,受挫的女人只得转向自我,从她
的『内宥性』(immanence,超越性的反义词)中寻求真实的存在,从而极端重
视自己的面貌、身材、服装、气质、因为她无法掌握其他可资重视的目标。」[14]
面貌、身材、服装、气质等等外在形象的美丑标准,都是男权主义下的产物。要
摆脱这样的束缚,唯有妇女展现其「自觉存在」意识,使自觉心灵真正超越物化
的身体,方能使两性真正平等。
在逐一讨论过〈花桥荣记〉中的女性形象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在
〈花桥荣记〉一文中,从依赖男性肯定、缺乏自信心的「老板娘」、「刀嘴」的
「顾太太」、「贞节」的「秀华」最后到「肉弹弹」的「阿春」,其所呈现皆是
自觉意识不彰显,将男权主义价值观内化的「他者」形象。
三、〈花桥荣记〉中的非女性形象
在《花桥荣记》一文中,除了妇女形象可以透露出妇女受到各种形式压迫的迹象
之外。小说中的其他非女性形象部分,如男性形象也不时透露出男权主义的色
彩。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不少,但大多一笔带过,如「表哥」、卖菜的小夥子、擦
皮鞋的「马仔」等。以下将就小说中较明显的男性形象加以讨论。
(一)卢先生
〈花桥荣记〉一文主要在铺衍「卢先生」的故事,小说中最鲜明的男性形象自然
非他莫属。除了一些身份背景、身材外貌的介绍形容外,「老板娘」在描述「卢
先生」带小学生过马路的情景时说到:
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
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
去。
「老板娘」对「卢先生」会带小朋友感到相当的惊讶,在她的心中,同时也是大
部分妇女的想法,带小孩是妇女们份内的事,男人不仅做不好,更不用做。其
实,正如同西蒙·波娃所提出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主张没有固定的女性气质或女人的宿命。」
[15]同样的,男人也是「形成」的,不是「生成」的。男性被社会塑造成一个刚
强而不善于照顾孩子的形象,反观女性则「理所当然」地接受温柔而善于关怀的
形象,这样的社会分工对两性都是一种压迫。没有一个男性「理当」不会或不需
要做某些事,而女性亦然。这样的性别分工使两性不得不照着社会给予的路线
走,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因而成为性别的压迫。
又有一次是「老板娘」找了「卢先生」和「秀华」来吃桂林菜,其实是要撮合他
们二个:
我(老板娘)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
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怂着他去跟秀华
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老板娘认为卢先生不应该这样扭扭捏捏的,「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
这其实是对男女在个性上表现的刻板认知。社会大众认为男性「应该」是要落落
大方的,相反的妇女则「应该」是比较害羞内敛的。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
体,没有人「应该」是如何,更没有一个性别「理当」是如何。而这样的偏见,
在许多方面成为男权主义生长的温床。从公开的宴会场合总是男性主动邀请女
性;到最私密的性行为中,也总是男性采取主动。在各种情形,只要是女性主动
要求,通常被视为缺乏妇女美德;而反观若男性被动不前,则常被批评为畏畏缩
缩。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已成功地树立起男性主导一切事物的权杖,而女性只能
被动接受。
(二)秦癫子
小说中的「秦癫子」在大陆时期曾经是地方父母官,「他(秦癫子)说他在广西
容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贞节观念之重视
如同前述,但同样的标准到了男性则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传统父权社会的中
国,男性三妻四妾是相当平常的事。他们可用所有想的到的理由为自己娶小老
婆,包括求子嗣、服待公婆,甚而只是为了新鲜感、和「性」的满足。而对于女
性,男性们则透露出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要求她们对自己绝对的「忠诚」。
如此全然不同的婚姻观和贞节观,无疑也是男权主义社会下的产物。
到了台湾,「秦县长」的政治地位陡降,成了市政府中的小职员。没有能力再娶
老婆的他,只好对女性进行令人不耻的「性骚扰」,来满足其欲望。
他(秦癫子)原本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
样疯了起来,我(老板娘)看八成是花疑。……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
客也毛手毛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
婆的奶,……
社会上所充斥的性骚扰事件,困扰着所有妇女同胞。她们变得不敢独自搭乘计程
车、不敢独自步行回家、不敢独自如厕等等。社会所提供的不是一个安全的生活
空间,而是处处危机四伏的环境。性骚扰事件时有耳闻,而令人发指的性暴力、
性犯罪等消息更是社会版的常客。久未破案的彭婉如命案,是国人心中永远的
痛。虽然白晓燕案早已侦破、军史馆命案主嫌已经伏法,但宪法所保障之「免于
恐惧的自由」对于妇女来说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妇女们所遭遇到这一切的不
安与恐惧,是男权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结果。男性可以因满足性的需求,任意践踏
无辜妇女的生命。妇女于是成为「他者」,成为牺牲宝贵生命的「他者」。
「卢先生」与「秦癫子」虽然属于男性形象,但小说对他的种种叙述和安排,则
无一不是社会一成不变的性别分工,以及男性视妇女为泄欲工具,使女性成为
「他者」后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女性成为受迫害的「他者」,在社会上
是无所不在的。不仅仅女性本身的遭遇可体现此一迫害,男性所受的特别待遇往
往也能对此一压迫进行佐证。
四、结语
女性主义源于十九世纪的法国,自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引进到台湾也有二十
多年。但面对一个已有三千多年的男权主义社会,在时间上似乎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妇女同胞受到这样长时间的压迫后,在民智大开的现代,她们有权,甚至应
该争取和男性共享世界的平等地位。女作家陆星曾说:「其实,只有到了那一天
──取消了『妇女观』──没有了专门的理论来说教女人,女人像男人一样不是
靠理论,而是作为人,自然而然地确立于世界──只有到了那一天才是女人真正
的出头之日。」[16]这样的一个日子也许是值得人们(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共同
追寻的。
参考书目
《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顾燕翎主编,初版,台北市:女书文化,1997。
《女性主义》,王逢振,初版,台北市:扬智文化,1995。
《白先勇论》,袁良□,初版,台北市:尔雅,1991。
《台北人》,白先勇,新版,台北市:尔雅,1983。
[1]节录自《女性主义理与流派》之导言部分,顾燕翎主编,初版,台北市:女书文
化,1997。
[2]节录自《女性主义》之序言部分,王逢振,初版,台北市:扬智文化,1995,页
三。
[3]《白先勇论》,袁良骏,初版,台北市:尔雅,1991,页一四九。
[4]《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七十九。
[5]《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八十三。
[6]《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八十四。
[7]《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八二。
[8]《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十八。
[9]《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九十一。
[10]《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八十四。
[11]《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一一○。
[12]《台北人》,白先勇,新版,台北市:尔雅,1983,页一七○。以下所引用之〈
花桥荣记〉正文皆出于此,兹不赘述。
[13]《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八十五。
[14]《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九十八。
[15]《女性主义理与流派》,页七十三。
[16]《女性主义》,页一二三。
撰文者:郑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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