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

欧阳子

《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


　　《国葬》是《台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较短的一篇，全文大约六千字。这个短篇小
说，固然也具有独立性，自成一个优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体结构中所占的地
位和意义，却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
《国葬》，更显而无疑的，是这本小说的结语（epilogue）。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国
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内他
旧日长官李浩然陆军一级上将的灵堂，当时之所见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他好
不容易登上一辆十轮军卡车，跟着灵枢启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叙述，作者首先
把故事的人、地、时，予以客观描写，固定下来。可是在秦义方向李将军的遗像跪拜过
后，作者随着秦义方的内心感触，很自然地钻入他的内部意识，于是开始藉由这个老副官
的主观观点，回叙往事，抒发感慨之情，揭露李将军的为人。这之间，作者又时而夹入灵
堂里动静的客观描述（在秦义方观察所及范围内），主要却是为了继续刺激引发秦义方的
回忆。小说近尾，启灵时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观叙述秦义方如何不容易地获准搭上一辆
侍卫卡车去送灵。小说即以他在卡车上兴起的一个光荣往事回忆为终结。 
　　从秦义方的内心自白或唠叨，我们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壶跟着李将军，
从广州打到山海关，之后几十年间，忠诚服侍他，陪他渡过各种大风大险。可是数年前，
由于年纪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将军终于叫他退休，到天气暖和的台南养病。他满心不
愿意，一则因为跟了李将军一辈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为荣，不愿丧失这个身份；二则
因为他十分敬爱李将军，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如何照顾他，极不
放心把这个责任交付给别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经开了口，他觉得没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只
得退休到台南，住在荣民医院里养病。从他在灵堂里兴起的一堆内心牢骚，我们得知他把
李将军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完全归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顾他的年轻侍从，“这些小野
种”，“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
他就不会出事了”。小说里，处处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轻一代取替的现象。例如公祭典礼
中，“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秦义方
“一位都不认识了”。 
　　秦义方这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对他，虽然明显的满怀温暖的同情，却保持客
观写实，不隐饰他的缺点，没把他理想化。他诅咒年轻的侍从，就是一例。他怨恨这些年
轻侍从，一方面因为他觉得他们没好好的照顾李将军，另方面必也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身
份地位。他也是个颇有虚荣心的人，人家称他“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就觉得“光彩得
了不得”，后来长官叫他退休养病，他的首一反应，是觉得不“体面”。我们甚至还可
说，他颇有点“势利眼”：不论是抗日胜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将军的灵
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许多的“高级将领”，“将级军官”。对于那些享有高贵地位的将
军——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满怀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对于他衷心敬爱的，服侍了一辈子的长官，秦义方也不是没有怨言。他内心咕嗜，李
将军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撵出门去”。虽然，事实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
养。 
　　然而，就是在他咕噜埋怨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抱怨口气，感觉出来的，还是他对主人
死心塌地的“忠”和“爱”。除了忠诚的敬爱，他对李将军还怀有一种近乎母性的卫护心
理。夫人过世后几年内，冬天夜里，他常起来替李将军盖被，就是一个例子。在灵堂里，
他看到久居美国的李少爷，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以前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
国去的时候，李将军气得一脸铁青，喝道：“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过了这许多
年，现在又见到已经长成中年人的少爷，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
一抹笑容来”。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
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
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这是作者何等温暖怜爱的笔触！亦十足呈示出秦义方对主人的
爱护和卫护心理。但当然，秦义方没能和李少爷达成心灵上的沟通。他只说了“长官——
他——”几个字，便缩回手，因为，“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
不甚相识的模样”。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爷心灵沟通，他却在类似的一言半语之中，和小说的另一角色——
刘行奇——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秦义方因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叶副司令两
位久已隐居不出面的老将，而回想到李将军从前曾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他说过：“我
有三员猛将……章健、叶辉、刘行奇。”（小说里提到，章、叶二人被称为“钢军司
令”，刘行奇被称为“铁军司令”。笔者据闻：北伐时期，广东、广西军英勇善战，有钢
军铁军之誉。）秦义方正回想到此。却见一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这是作者文字转接高
明自然之一例——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义方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
掌大的红疤，记起北伐打孙传芳龙潭那一仗，刘行奇后颈受过炮伤，这才认出是他，赶忙
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紧接的秦义方内心之往事回忆中，我们得知刘行奇跟随李浩然将军三十年，从家乡
开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当，尽打胜仗，深得李将军的宠爱。可是在大陆最后撤退的
时候，刘行奇和他的兵团被困在广东，没能和李将军等会合一同撤离，却全军覆没，给俘
虏了一年，吃尽苦头，才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来台湾后，他即被革除军籍，曾到李公馆
参拜长官，惭愧恸哭，称自己“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李将军则“红着眼睛，一直用手
拍着刘行奇的肩膀”，深叹道：“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 
　　老和尚认出秦义方，“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说道：“秦义方——唉，你们长
官——”便哽咽落泪，不能卒言。过后他又说了一次：“你们长官，他对我——咳——”
还是说不下去，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虽然他连一个完整句子都没说
出口，他和秦义方两人，由于对李将军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无言的片刻却达企了心
灵的汇通。 
　　作者让秦义方追忆刘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为了指示他所以变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揭露李浩然将军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从秦义方早先的内心唠叨，
我们已知他的长官有“拗脾气”，性格十分倔强，七十多岁还不肯服老，身体不舒服绝对
不肯承认。他当了一辈子军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轰轰烈烈的建立了伟大功业。可是
在台湾，“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这样的叙述，已经呈示出李将军
晚年，对于年岁的压迫是多么的不肯屈降，对于现实局势使他无法施展雄才的事实，又是
多么的心怀怅憾。可是我们必须等到秦义方追忆刘行奇往事的时候，才能确实测探得知李
将军心事沉重的程度，和他爱国爱民的心之广大。当刘行奇一脸枯黑，毛发尽摧，逃到台
湾来见长官，李将军和他，两人相对黯然，半天，李将军才幽幽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章健、叶辉、跟你——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
兵，跟了我这些年，回到广东，保卫家乡，大家死拼一下，或许还能挽回颓势，没料到终于一败涂
地——”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十几万的广东子弟，尽丧敌手，说来——咳——真是教人痛心。”说
着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 

　　对于一生倔强好胜、深爱家乡的李将军，眼看自己手下几个兵团一败涂地，使十几万
的同乡子弟尽丧敌手，该是何等难以忍受的痛苦事！可是对着丧失了整个兵团。惭愧得泣
不成声的刘行奇，李将军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红着眼，拍着他肩膀，说道：“行奇，辛
苦你了——”秦义方追忆大陆最后撤退时，李将军和章司令、叶副司令三人，在海南岛龙
门港八桂号兵舰上苦等三天，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天天三个人都并立
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开船令，长官犹自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了望。三
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一脸憔悴，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就这样寥寥数句，作者
极端生动有力地表达出李将军对刘行奇的深厚手足情谊，以及对自己同乡子弟兵的极端关
心和爱护。 
　　已经去世的李浩然，当然没能和读者直接见面。我们对他的认识，一部分是来自作者
对灵堂动静的客观描述，例如从公祭典礼的隆重场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一
生功业之大概，得知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大将军。但，我们认识他之为一个人，却是经由秦
义方的意识媒介。而秦义方这个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在小说
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为一个中间人，把李浩然将军推介给读者，让我们一同悼念这
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两篇——《思旧赋》和《梁父吟》。事实上，
《国葬》的小说形式，和这两篇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说里的人物，隐隐问也仿佛
有某种的相关。 
　　我们记得，《思旧赋》里那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也姓李。家长和李浩然同样，是“李
长官”，以前也有过“轰轰烈烈的日子”。夫人也是早几年去世。那么，李浩然将军，是
否就是《思旧赋》的李长官？ 
　　似有此可能。但论起性格，却又不像。《思旧赋》的李长官，身体虚弱得“脱了
形”，任由罗伯娘服侍吃药睡下。看见女儿堕落，他便闹着要出家当和尚。完全没有李浩
然将军那种倔强不肯屈服的气势。李浩然如果身体不舒服，“你白问他一声……他马上就
黑脸”。少爷逃离军校跑去美国，他生气的方式，当然不是闹着要出家，却是宁可一辈子
不见儿子的面。此外，在李将军灵堂里披麻戴孝，频频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的中年男
人，显然也不是《思旧赋》里那个变成了白痴的李少爷。 
　　《梁父吟》里的翁朴园，致身革命，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背景年龄都和李
浩然相像。他的夫人也已经先去世。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教书，亦可符合今日在灵堂披麻
戴孝的李少爷。特别是朴公那个苍老的侍者赖副官，“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
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颇符合《国葬》中秦副官的模样：“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
哔叽中山装……腰弯成了一把弓”。两人都同样勉强直起腰，做立正的姿势。那么，今日
接受国葬的李将军，是否就是朴公？悲悼着长官的秦义方，是否就是赖副官？ 
　　似也有此可能。但是，朴公和李将军，性格还是不很像。两人虽然同具正直的气质和
贯彻始终的精神，但朴公中和得多，文儒得多。 
　　在年龄、功业、背景、地位、性格、一生命运，各方面都能和李浩然将军相符的，却
有一个人，那就是朴公追悼的结拜义弟——王孟养。 
　　王孟养，我们记得，和朴公同是革命元老，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具有超人的才
略机智，官位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建功立业，叱咤风云。我在分析《梁父吟》这
篇小说的时候，曾经详论其中的中国历史文学典故之运用，谈到作者存心把王孟养影射为
诸葛亮。在《国葬》里，我们发现，作者同样也把李将军暗喻为诸葛亮。 
　　李将军灵堂内，章健的挽联之“汉贼不两立”一句，语出诸葛亮《后出师表》。叶辉
挽联中有一句“遽吹五丈秋风”，诸葛亮即死于五丈原。这些显然都在影射李浩然为诸葛
亮，兴复汉室而功亏一赏。 
　　《梁父吟》小说里，王孟养的国葬仪式，可比李将军的国葬仪式，十分“风光”，
“人到得那么齐全”。可是王孟养晚年，显然由于现实情势的拘囿，和“不合时宜”的刚
烈性格，“才智……没能展尽”，相当不得意的样子。《国葬》的李将军，命运似亦相
同。作者没有一句明白的话，可是文中隐藏着绝对不错的暗示。叶辉的挽联，下联后半
是： 
　　 
　　闻道霸陵夜猎何人愿起故将军 

　　这里，作者显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为西汉时代防御匈奴的正直名将李广。李广一生汗
马功劳，但运气不好，晚年征战无功，屡遭贬黜，最后被迫自杀。李广被劾落职，家居赋
闲，曾经夜猎（李浩然也“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史记·李将
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闲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
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
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将军”夜猎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
态的炎凉。 
　　如此，就小说人物而言，《国葬》和《思旧赋》，特别和《梁父吟》，确实好像是有
关系的。然而这三篇小说更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小说的象征意义与悲悼气氛。 
　　讨论《思旧赋》的时候，我已解释，该篇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顺恩嫂和罗伯娘，而
是残破的李家与其所象征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讨论《梁父吟》时，我亦说过，如果我们
把王孟养当作诸葛亮来解释这篇小说，则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朴园，而变成王孟养和他所代
表的中华民国之精神。同样，《国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义方，而是李浩然将
军，和他所象征的我们国家与文化。 
　　顺恩嫂、罗伯娘、朴公，秦义方诸人，其实只是故事的叙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
是我所说的“中间人”，把过去光辉无比但现在残败死亡的主角，推介给我们，让我们也
一同追悼凭吊。 
　　《思旧赋》之李长官，《梁父吟》之朴公，王孟养，与《国葬》之李浩然将军，既然
或象征我们文化，或象征我们国家，无怪乎彼此之间仿佛相关，甚至好像是同一个人。 
　　李浩然将军一角之象征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说题《国葬》，就似有所暗示。
从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紧要关头，没
能“挽回颓势”，终于“一败涂地”而使同胞子弟“尽丧敌手”，秦义方的记忆中，最光
荣的一日，是“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他随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那一天。 
　　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也是很有含义的。暗示李浩然这个人，继承国父的精神和遗
志，一生抱持和我们国父同样的崇高理想。他和国父同是广东人，也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此外，“广”“东”二字亦可解为“广大的东方”，所以好像同时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
义。 
　　出殡的行列向墓地进发，到南京东路，路旁有一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马
上发出一声号令：“敬礼！”听到这声号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礼，秦义方瞬间回想起
当年到中山陵去谒陵时的情形。那时他年轻力壮，跟在十分英俊豪迈的李将军身后，那些
驻卫部队，排列在陵前，一见他们走上来，便轰雷般地喊起：“敬礼——”。相隔二十余
年的今昔两景，看来颇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将军致敬。可是当年李将
军去中山陵，显然是为了向国父的在天之灵报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讯。而今日，他的遗体
被移往墓地，情况又是多么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没有多少余
力对小说人物加以惯常的反讽。上述今昔两景的对比，固然不无反讽含义，但一般说来，
《国葬》一篇的反讽意味着相当微弱的（当然，小反讽还是时常出现，譬如秦义方认为没
有“良心”的年轻侍从，却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脏：而他认为很有良心的李将
军，却因心脏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们却不能把作者这份悲感，误解为颓废性质的悲观。《国葬》作者所要传达
的意旨是：活在今日这个偏重肉体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的惟一精神滋养，和对灵魂的救
赎，即是对于光荣过去的记忆和礼敬。我们人类，若要维持人性的尊严，继续做“万物之
灵”，就必须不遗忘，不斩断过去。保持一份记忆。一份礼敬。 
　　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国葬》一篇的最后一句，也就是《台北人》这本书的最后一
句，是士兵轰雷般喊出的“敬礼——”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国葬，部队士兵行
礼的对象，是“灵”车。行礼的地点，是“南京”“东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扎
成的“高大”牌楼。这些都是有双关暗示含义的。如此，当部队长高声发号：“敬礼！”
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从肺腑深处，用灵魂的全部力量，呼吁号召我们全体一同，向
人类的灵性光辉，以及我们一度灿烂无比的国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对于“灵”或“精神”的信仰与崇拜，在《台北人》的这个未篇小说里，达到
了最高潮。我们读《国葬》，从头至尾，一直感觉到“灵”的存在。首先，小说主角李将
军，就是已经脱离了肉体的“灵”。小说情节发展的地点，是“灵”堂。而“殡仪馆”、
“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灵台”、，“遗像”、“致祭”、“黑布
鞋”、“白发如雪”、“白须白髯”、“阴霾……冷峭”、“哀乐”、“启灵”、“灵
柩”、“灵车”、“黑色……汽车”、“白菊”、“白麻孝带”、“灵堂里黑压压”、
“凝神摒气”、“交通已经断绝”，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们感触到死亡，或灵与肉的
永别。挂满于灵堂四壁的挽联，“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拂了起来”；灵台的正中，悬着
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
来了”。这样的描写，使人觉得李将军的灵魂，好像真的游回在空气里，统摄着整个灵
堂，统摄着整篇小说。 
　　《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
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
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
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
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
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
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
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
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
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
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
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
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
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
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
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
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
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
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
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
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
《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
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
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
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家终将衰亡，灿烂的文化
终将失色。在这无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们人类，只要能够毕生保持住一点灵性的
光辉，不丧失人性的尊严，也就算是没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场。 
　　死神，当然，是无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纵结束我们的肉体生命，未必
管辖控制得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样，他的血肉之躯很快就会化为白
骨灰烬，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这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已经超越时间的限制，
达企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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