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约４６８—５１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
    初仕于齐，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之简文帝）记室。《诗品》作于梁
武帝天监十二年（５１３）以后，已是作者的晚年。
    《诗品》专论五言诗。据《序》说，作者因见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评价漫无准的、意
见分歧，所以作此书，意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建立可靠的准则。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
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
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显优劣，叙源流，
指出各家利病。这种方法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汉末清议，士人常相聚评论人物，至曹魏
建立九品中正制，更以品第论人。影响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南朝产生过很多像《棋品》、
《画品》一类著作，《诗品》也由此而来。
    《诗品》讨论的对象比较单纯，作者也无意故作高深，具有显明浅切的特点。对于
诗歌，主要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总的说来，和时代风气
是一致的，但反对声律和用典，是独特的看法。
    《诗品》序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提出
诗是人的感情为外物所动的自然结果。
    后面又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期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
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
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
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
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里从景物气候和生活遭遇两方面的感动论说诗歌产生的缘由，实际也简略地概括
了魏晋以来诗歌中最常见的题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文专门论诗，却没有引用相
传为孔子门徒所作、具有权威性的《毛诗序》对诗的意见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儒家说
诗，注重于诗的政教功用，《毛诗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最为典型。
    而钟嵘说诗，则注意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情的作用。四时有迁变之景，人生有悲喜
之遇，感荡心灵，故达之于诗。引孔子“兴、观、群、怨”之说，也主要从“怨”着眼，
即诗可以抒发幽愤。后面解释赋、比、兴，完全当做抒情的手法，也与历来儒者解经之
说不同。至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是说经过诗的宣泄，人的感情可以得到平衡，
也是中外文学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主张之一。二是列举诗歌的主要题材，显然偏于哀怨伤
感一类。南朝的音乐、文学，都以伤感的情调为主。这不但是当代人对生活的一种感受，
也与伤感情绪最能动人有关。
    有无华美的辞采与典雅而明朗的风格，也是作者决定诗人品等高下的重要标准。他
对曹植最为推崇，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无以复加。概括其诗歌特
点，说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就是钟嵘认为理想的境界。
《序》所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表
明了同样的意思。
    所以，书中列为上品的，除《古诗》、李陵、班婕妤等主要从五言诗起源的角度考
虑外（也肯定其深怨雅丽之长），就是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
这一系列文人诗的代表人物。
    以此为标准，作者对许多诗人与作品提出批评。对玄言诗，指责其“理过其辞，淡
乎寡味”；对曹丕，不满其“鄙质如偶语”；对嵇康，认为其“过为峻切。讦直露才，
伤渊雅之致”；对陶渊明，“叹其质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鲍照的批评。鲍照在齐
梁影响很大，《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为当代最主要的三个诗歌流派之一。但钟嵘将鲍
列入中品，评其诗云：“贵尚巧似，不避险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鲍照的诗当然是华美的，但过于近俗，又过于激烈动荡，所以评价不高。总的来说，
作者的批评，有时颇具眼光，有时却显得浅薄。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持的诗歌标准比较单
一、没有更多地重视诗歌风格理应多样化的问题。本来，以品第论诗，并不是一种好办
法，他再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诗人，所得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魏晋以来最杰出的
诗人中，曹操被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被列为中品，这使后人深为不满，多致讥刺。
不过，这也有时代风气的因素（如崇尚渊雅，反对切直，即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观），不
仅是作者个人的问题。
    反对用典和声律论，在梁代，确是特异的看法。钟嵘列出古诗中的一些佳句，认为
“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多用典，致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纳，
蠹文已甚”。他还尖锐地说，喜欢用典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写诗的才能，以此来标榜
学问（“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对于声律，他认为只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
即具有自然的声调之美，就足够了。讲究四声八病，会使“文多拘束，有伤真美”。概
括起来，钟嵘反对用典笔声律，是为了保持诗的自然之美，避免破坏诗的抒情功能。其
出发点无可非议，攻击时弊，也很有力量。只是，事有利弊，本不可执一而论。适当地
运用典故和声律手段，对于诗歌创作仍然有很多益处，《诗品》在这方面似乎考虑得不
够周全。
    论述诗歌的源流，是《诗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除了《序》有总论外，
对各个诗人，都分别指出源于何人，或又兼有何家。如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
宣之体”。大体总源在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种，分散为众多流派，纲目
理得很清楚。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后人深有启发。不过，一定要
用简明的语言指出每个诗人的渊源，又全部总系于《国风》等三种之下，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了，其间或有牵强附会甚至不可理解之处，也就是难免的了。
    书中对诗人风格的概括，不管其褒贬如何，大体能做到简要准确，这是不容易的。
如说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说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
之言。”都得其大端。有时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出属于主观感受的评语，如论范云、丘
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之微妙处，本不
易说，作者以诗的语言来评论诗，不失为一种办法。后世的诗话，受此影响很大。总之，
《诗品》论述问题，不像《文心雕龙》考虑得细致稳妥，但也没有《文心雕龙》折中、
矛盾的毛病。对诗歌的抒情特点和美的特质十分重视，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这是
它优于《文心雕龙》的地方。评论、判断，既有精当之处，亦有偏颇之辞。它被尊奉为
中国古代诗话之祖，在诗歌的专门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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