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招魂》、《天问》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前
二种与楚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有密切关系，后一种却是对神话传说和社会历史的质
疑。但这三部作品，又从各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屈原的个性和思想情感，同时也是研究楚
文化的基本材料。
    《九歌》的名称，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可见这是一
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九”表示由多篇歌辞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屈原的《九歌》
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
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
    十一篇中，前十篇各祭一神，末篇《礼魂》，则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曲。所祭神灵，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１）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中最尊贵者，即天帝）、云中君（云神）、大司命
（主管寿命的神）、少司命（主管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
    （２）地祇：湘君和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山神）。
    （３）人鬼：国殇（战亡将士之魂）。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都是庄重而显得板滞的；人与神之间，相隔遥远。《九歌》
则不同。它用富丽的语言，描绘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神灵由巫师扮演，
周围的人群伴随他（她）或歌或舞，在敬神娱神的同时，起到娱人的作用。那些神灵都
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又同人很亲近，毫无可畏之
处。这些都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
    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
恋爱，在诗中又都呈现会合无缘、彷徨怅惘的状态，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
得的忧伤怀疑。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屈原自己人生失路、孤独凄凉的心情。如《湘君》、
《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君》
开头写道：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
    波兮木叶下。
    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
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
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
苦之中。全诗将方位的变动（山阿——山上——山间），气候的变化（晴朗——阴晦—
—雷雨大作），情节的推进（赴约——候人——失恋），心灵的波动（喜悦——惆怅—
—怨愤）结合起来，写得情景交融，和谐动人。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
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
光彩呢！最后一节是：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已经到了深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落叶飘飞，猿鸣凄戚，山鬼依然彷徨伫立，
不肯离去。在北方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失恋的歌，但绝没有如此强烈、固执、不顾
一切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
的忠贞（其实在《湘君》、《湘夫人》的结尾，都有与对方决绝、另有所求的表示），
而是像“岁既晏兮孰华予”所表示的，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这也很能显示楚文
化的特点。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
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在这失败的悲剧中，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
凌辱的崇高品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
鬼雄。”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
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
又经过文学化的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它虽然没有《离骚》那样
壮阔的场面，但语言的精美、抒情的细致，尤其景物与情感的相互融合与衬托，却是别
具一种长处。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王逸《楚辞章句》却列在宋玉名下。今人多
从司马迁之说。所招为谁何之魂，又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说是屈原自招其魂，一说
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多数研究者持后一种说法。
    “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用此种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写出这篇奇异的
作品。全篇除开头一段引言说明招魂原因外，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假托“巫阳”
之言，竭力渲染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幽都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诗人的笔下，各
种吃人食魂的鬼怪，凶残狰狞的毒蛇猛兽，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
诡异恐怖的图景。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以招魂归来，辉煌的殿
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又是那样耀人眼目，动人心魄。
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
    《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它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
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以后在鲍
照、韩愈、李贺等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招魂》这一特点的再现。它的铺陈手法，
则直接影响了汉赋。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
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鲁迅《摩罗诗力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有了现存答案的，但诗人
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像尧舜，不仅在当时已被儒
家奉为偶像，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在《天
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
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上（其实，从人类社会无
限发展的立场来看，任何时代的有限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幼稚成分），都需要而且必
然地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
怀疑的精神，是人类的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而我
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虽然开展了百家争鸣，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
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
立人格力量，因而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
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由于《天问》是一部思想性特别强的作品，形象的描写较少，在文学意义上，其价
值就逊于屈原的其他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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