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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的发展，鲜明地表现着下列重要的特点——
文学的政治性、战斗性，即文学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作用，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加强和显著了。龚自珍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世纪，他的许多诗文，大都从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观点来揭露现实问题，自觉地使他的诗文作品成为现实政治社会批判的工具。后来冯桂芬、王韬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新派诗”和“新文体”，更直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密切配合改良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提倡“文以纪实”，他们的诗文则是鼓舞广大人民的革命斗志、推翻清王朝的火焰和武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秋瑾等和“南社”的大批诗人们更自觉地使他们的诗文作品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这是一个进步的文学阵线，代表着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充满着政治斗争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即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内容。同时，“正统”派作家，从早期的宋诗派到“同光体”诗人，以及“桐城派”古文家和“常州派”词人，在革命潮流中，也无不利用他们的作品，或者直接宣传封建思想，反对人民革命；或者诋毁新潮流，抗拒新思想和新文化；或者伤春悲秋，模山范水，此唱彼和，粉饰太平：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维护清王朝的卖国投降和封建统治服务。他们的作品也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动腐朽的文学阵线，是近代文学的一股逆流。这种进步的和反动腐朽的文学阵线的对立，比之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更为明显，也更为尖锐，是近代急遽的社会发展、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文学的题材和内容，即文学反映现实的领域空前地扩大了。诗文戏曲小说无不如此。特别是诗，表现得尤为突出。进步诗人不仅系统地反映了近代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反映了“新世”的“瑰奇”，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识，等等。轮船、火车、电报、海洋、外国风习，民主、自由、平等、进化、革命，乃至宗教和科学知识，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了。就连某些拟古主义的诗人，在现实运动的冲击下，也不能不以某些新事物入诗。由于政治性的加强，进步诗人为使这一传统的、为广大社会阶层所熟习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为革命斗争服务，起到鼓舞士气，开通民智，激励人心的作用，也不能不打破那些“古雅”、“高雅”等等陈腐的观念，使一切新事新物，俗事俗物，无不可以入诗；歌颂、讽刺、感慨、议论，无不可以用诗来表达。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艺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龚自珍首先突破了清中叶以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统治，成为近代早期的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但他的许多散文和一部分律诗、绝句，也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有些小诗体现了二者的结合。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许多作家，都继续着他的足迹前进，在和各式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界一种自觉的创作运动。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和陈应昌的《清诗铎》具体地反映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观点。贝青乔的《咄咄吟》专写浙江沿海抗英清军的腐朽实况；黄遵宪以绝大部分诗篇系统地反映了近代的重大事件；许多进步作家的散文、小说、戏曲，无不着重揭露现实政治社会的腐朽黑暗；对小说戏曲更特别强调其改良社会的教育作用：这一切都说明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运动的不断高涨，它和浪漫主义汇成了近代文学的主流。一切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形见拙，了无生气。
由于近代文学的政治性的加强，以及题材和内容的扩大，文学的形式、语言乃至风格特征也有了变化。一般趋向通俗化。近代诗中许多优秀的作品是“新乐府体”和更加自由解放的“古体”。许多诗人学习写作竹枝词和山歌。这都显示着对诗的形式、表现方法和工具的变革的要求。龚自珍作诗不拘声调格律，自觉地运用各种形式。他的许多绝句诗近于随口说话。黄遵宪明白主张“我手写我口”，以“方言俗谚”入诗而又“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这些都说明诗人试图突破旧形式的努力。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诗的通俗化表现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要求与音乐结合，使之能够歌唱，以便广泛流传；一方面要求语言浅显，易读易懂，形式自由，表达方便。许多诗人写了所谓“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秋瑾、高旭等，都有这类作品。散文不仅有梁启超“务为平易畅达的新文体”，而且在语文合一的要求下，也出现了许多白话文。章炳麟虽提倡魏晋文，却也颂扬语意“浅露”的《革命军》，以为“感恒民当如是”。他也写过这类政论文。昆曲为京剧所代替，话剧的产生，以及民间文学形式多方面的运用，都是要求通俗化的表现。陈天华的《猛回头》是以民间唱本形式写成的一种通俗宣传的著名作品。
由于近代社会迅速的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也由于作家本身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近代文学发展呈现空前的复杂情况。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虽大大地提高，但作品的出现往往落在政治运动的后面。改良派的许多诗文和著名的小说作品，都产生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些作品本身虽有一定的进步性，发生一定的积极的影响，但实际上它们已起着对抗革命潮流更大的消极作用。许多进步作家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本来就薄弱；而且他们的进步往往只表现在一个时期。许多作家前后期往往判若两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都是著名的代表者。“正统”派作家，与时代背道而驰是他们的基本倾向，但在现实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也不能完全无动于中，因而也往往写下某些可取的作品。“宋诗派”诗人和“桐城派”古文家都有个别比较有意义的作品。新旧派作家都有内容和形式矛盾的作品。
同样由于上述原因，近代文学呈现着明显的过渡状态。传统文学，以“同光体”诗、“常州派”词、“桐城派”古文为代表，依然活跃一时。进步文学虽以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为内容，但也不够深广；旧形式、旧风格突不破，通俗化不彻底。许多作家以为这只是开通民智的需要，对文学发展本应继承革新、走向广大社会阶层的人民，缺乏认识和努力。有些作家如严复、林纾等还迷信古文的表达作用，反对文学语言通俗化。艺术形象不成熟，以小说表现得最突出。有些小说只是借小说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并没有创造人物形象的认识；许多小说旨在广泛地揭露黑暗，随事牵连，结构散漫，也很少创造出时代的典型形象。晚清所谓谴责小说大抵都存在着这种缺点。这些都是过渡状态的表现。
但近代文学是有成就的。它的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的基本主题，它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它的突破旧形式，语文合一、走向通俗化的探索和努力，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