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戏剧的革新及话剧的萌芽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在地方戏和京剧的领域内也得到反映。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首先开展了戏剧的革新活动。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时期,汪笑侬是最早的配合社会运动改编和创作京剧剧本的艺人,而梅兰芳、周信芳和欧阳予倩等戏剧家也在京剧反映现实生活和京剧表演艺术等方面有所革新。
  汪笑侬(1858—1918),本名德克俊,又名舜,号仰天,满族人。年轻时中过举人,后又曾任河南太康知县,因触怒豪绅而被革职。此后便专门从事京剧活动。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清廷卖国投降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是一个学识广博的人,既受过传统的教育,又接受了一些新学识,从琴棋诗画到法律学、心理学都曾经用过一些工夫。多方面的知识和艺术才能对他在京剧创作方面都有帮助(注:参考周信芳《敬爱的汪笑侬先生》。)。他从昆曲传奇和其他地方戏中移植了许多剧本,整编了一些京剧旧本,也创作了一些新剧本。虽然很多剧目仍取材于历史故事,但都具有较深广的现实意义。
  《哭祖庙》取材于《三国演义》。故事写三国末期,魏将邓艾进逼成都,蜀汉刘禅准备投降。其子刘湛哭谏不从,回府杀妻与子,哭祭祖庙,自刎而死。这个戏显然是针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政策而发的。作者借刘禅影射那些贪生怕死、媚外投降的卖国者。而刘湛的形象,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和挽救国家危亡、以身殉国的决心。《将相和》则借历史上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好的故事,批判了那些为个人私利互相倾陷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人物。
  此外,如写陷害忠良的《党人碑》,写张良谋刺暴君秦始皇的《博浪椎》,以及《受禅台》、《骂王朗》、《长乐老》等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还有以时装登场的《缕金箱》、《獬豸梦》、《瓜种兰因》、《立宪镜》、《博览会》等,在当时已有改良新剧之称。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思想的局限,汪笑侬的戏剧创作中也有许多不健康的成分,例如《孝妇羹》中的封建思想,《敲骨断金》中的虚无主义思想,《洗耳记》中的出世思想等。
  这时期,其他各种地方戏曲的改良活动也有所发展,川剧改良公会和陕西易俗社是两个具有明确宗旨,并聚集了相当数量作家的戏曲改良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当时政治的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
  黄吉安(1836—1924)是近代川剧改良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他从六十六岁开始戏剧创作活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和改编的剧本在百种以上,给川剧以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里,歌颂民族英雄的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如《金牌诏》里的岳飞,《柴市节》里的文天祥,《林则徐》里的林则徐等。而写得最深刻的仍是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作品。《闹齐廷》是根据《东周列国志》中的《晏娥儿逾墙殉节,群公子大闹朝堂》改编而成的。春秋时齐桓公病危,他的如夫人长卫姬等各为其子争太子位,大闹不休。长卫姬与其子无亏筑墙围困齐桓公,并假传诏书。宫女晏娥逾墙报信,齐桓公气愤而死。作品通过这一事件,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并直接抨击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此外,在《杜十娘》、《舂陵台》等作品中对被压迫与被侮辱的妇女给予了高度的同情。
  黄吉安是封建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多年的幕僚生活使他看到当时政治的黑暗,但对旧社会的没落怀着伤悼的情绪,同时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这就使得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度受到限制。他虽然配合当时的宣传运动,写了禁止烟毒的《断双枪》、放足的《凌云步》,但对当时的主要斗争,如辛亥革命,保路斗争,五四运动等都没有反映。在一些较成功的作品,如《金牌诏》里也突出了岳飞的愚忠,《闹齐廷》、《百宝箱》中也有神鬼报应的迷信色彩。
  传统戏曲中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话剧因素,但是我国的话剧(注:话剧,初名新剧,后又称文明新戏,简称文明戏,话剧是后来固定下来的名称。)却是在外国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中日战争后,一些爱国知识青年曾经介绍过欧洲的话剧。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柳社”的成立和宣统二年(1910)“进化团”的出现,都在革命宣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受到群众欢迎。辛亥革命前后,话剧团体很多,成为辛亥革命文化队伍的一部分。革命失败后,由于政治的低潮、缺乏正确的领导等原因,话剧渐渐衰落,“五四”运动之后才又渐渐发展起来。话剧初期的剧本多为翻译改编的外国作品,最有影响的是曾孝谷根据林琴南翻译的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注:现有欧阳予倩重新改编本。)改编的七幕剧,充满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感情。当时也有不少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但多为幕表戏(注:幕表戏,就是没有剧本只靠一张幕表(提纲)演戏。),或只有简单粗糙的台词,所以没有什么作品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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