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最拥有群众基础的戏剧形式开始受到重视。与改良小说的理论盛行的同时,改良戏曲的理论也出现了。光绪三十年(1904),柳亚子、陈去病等创办中国第一个戏剧专门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其《发刊辞》说:“今所组织,实于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拔赵帜而树汉帜。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则中国万岁,《二十世纪大舞台》万岁。”他们是把戏剧看作武器,重视其“感化”力量的。同时,在《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以及《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刊物上,出现了大量的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它们密切配合了政治斗争,宣扬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虽然这些剧本的作者没有明确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但都发出了扶危救亡的呼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清廷的腐朽统治,歌颂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赞扬了当时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并且还描写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故事。影响较大的有《黄萧养回头》(新广东武生)、《轩亭冤》(萧山湘灵子)、《开国奇冤》(华伟生)、《海侨春》(南荃居士)、《警黄钟》(洪楝园)、《爱国魂》(川南筱波山人)、《新罗马》(梁启超)等。
  《黄萧养回头》是个皮簧戏剧本,写黄种鼻祖黄帝命明代农民起义军领袖黄萧养再生广东,“为同胞,除灾殃”,“雪国耻,报国仇”。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异族压迫和封建统治为主旨。作品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罪行:
  据铁道,增口岸,任他施为;焚庐舍,掠财产,妻孥受辱。平坟墓,据城市,遍地横尸。居外洋,作客商,并无保障;为己利,厌恶我,如同枭鸱;增苛例,逐华人,到埠登岸;伪除疫,擅焚掠,商店民资。
  还用更多的篇幅谴责了清政府对外的屈辱投降,对内的残暴统治。作者鞭挞了两广总督蒋通、水师提督阿掌正、善后局总办招凤祥等贪官污吏,表彰了黄开化、骆自由、顾民智、宁自强、宁自立等爱国志士,提出了实行资产阶级新政的要求。当时的革命运动,以秋瑾案为最激动人心,所以写秋瑾及徐锡麟的传奇、杂剧多至十数种。如《轩亭冤》、《开国奇冤》等。
  《海侨春》传奇,全书卷数不详,现存二卷共十二出。全剧以作者南荃居士和女侠遁云穿插其间,叙述华侨在美国遭受迫害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情况。《警黄钟》传奇,以“动物之中,团结最强的蜜蜂比喻人类社会”,借以揭露列强侵略的野心,同时指出清政府内政不修、外交失策,造成帝国主义入侵的方便条件。作者用胜利的结局鼓舞人们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
  宣传反对民族压迫的戏曲作品,大都取材于南宋、南明,所写人物很多以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郑成功等为主。《爱国魂》歌颂了文天祥抗元的英勇斗争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吴梅的《风洞山》写瞿式耜等抗清的斗争,实际是借古喻今,宣泄了自己胸中的幽愤。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更采用意大利烧炭党人反对神圣同盟的斗争事迹,歌颂了烧炭党人英勇不屈的意志,并通过他们的口痛斥了梅特涅的专制统治,在当时也带有政治宣传的意味。但作者极力宣扬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表现了他落后、反动的政治立场。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富国强民的理想,产生了解放妇女,提倡女权的舆论。强调男女平等,反对缠足、穿耳等恶俗,主张兴女学,使妇女增广见识,有爱国思想和自立的能力。柳亚子的《松陵新女儿》、玉桥的《广东新女儿》、大雄的《女中华》、挽澜的《同情梦》等都是提倡女权的作品。
  从上述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宣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力图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激发爱国情绪,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但同时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局限。有的对义和团的人民革命运动抱着敌对的态度,在《轩亭冤》、《黄萧养回头》等作品中就把义和团说成是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罪魁祸首。有的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认为洋人横行,是“中国人心不好,上天震怒,假手于他,降此浩劫”(《武陵春》传奇)。又有很多作品还过分强调了人民的沉醉不醒,对变法维新存在幻想。而由于当时革命的对象是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在鼓吹反清时不少作品表现对满族的歧视。
  在艺术上,很多剧本沿用了古典戏曲的传统形式,通过梦境、还魂等浪漫主义手法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作者的理想,如《黄萧养回头》等都是。作品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特点是人物的语言激昂慷慨,雄劲有力,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感情和雄心壮志。《新罗马》传奇中烧炭党人斥责内外统治者,语言极有感染力。有些比喻也较形象,如浴血生的《革命军》传奇中描写清政府害怕洋人是“好一似社鼠城狐,对着那斓斑猛虎”。但是整个看来,这些剧本的艺术水平不高。利用未经改革的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显得生硬,不协调。特别是写外国故事的剧本,更是如此。又情节单调,不少作品彼此类似,读起来索然无味。人物也缺乏鲜明的性格,常常作为作者思想的传声筒而出现。这样,就大大减低了剧本的宣传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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