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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擅长制艺和诗赋，曾以第一名入学，但屡试不第，引起他对社会的不满。到了上海，接触到许多新的东西，更不满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但是由于政治上的保守，他不仅敌视民主主义革命派，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激”行为。他起初创办了一些小报；主要“为俳谐嘲骂之文”，“记注倡优起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段报馆工作对他生活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锻炼有一定的作用，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准备了一定条件。在一九一年到一九六年之间，他先后写成了《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等长篇小说和不少弹词。
《官场现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共六十回，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作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着力地描写他们贪污腐败和媚外卖国的丑态，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残酷迫害。
小说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虽然他们的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线如命”之徒。为了钱，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残害人民、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陶子尧的夤缘际遇，侵吞公款；冒得官的图保显职，供献女儿；胡华若的花天酒地，纵兵烧掠，读来莫不令人发指!小说写当胡统领(胡华若)得悉要他去浙江严州“剿匪”后，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着随员和军队一路耽搁，花天酒地。后打听得严州已没有什么“匪”了，他竟又扬扬得意，想借“剿匪”来邀功。十四回写他率领人马，耀武扬威地开到乡下。
乡下人眼眶子浅，那里见过这种场面，胆大的藏在屋后头，等他们走过再出来；胆小的一见这些人马，早已吓得东跳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过几个村庄，胡统领因不见人的踪影，疑心他们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齐逃走，定要拿火烧他们的房子。这话才传出去，便有无数兵丁跳到人家屋里四处搜寻，有些孩子、女人都从床后头拖了出来。胡统领定要将他们正法，幸亏周老爷明白，连忙劝阻。胡统领吩咐带在轿子后头，回城审问口供再办。正在说话之间，前面庄子里头已经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锋大队都得了信，一齐纵容兵丁搜掠抢劫起来；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
在大队人马劫掠一阵之后，胡统领便“东南西北，四乡八镇，整整兜了一个大圈子”，见无人出来抵敌，便“秦凯班师”。
这些官吏们就是这样残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却那样地卑躬屈节，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五十三回文制台接见洋人一段就是很典型的。
……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湖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
《文明小史》也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六十回。作品从所谓“维新”、“立宪”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官场现形记》的主题，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揭穿了假维新派的投机把戏；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以及社会上新旧思想的冲突。
《活地狱》，全书共四十三回，由长短不等的十五个故事组成，通过这些浸透着血和泪的描写，暴露了封建衙门内的种种罪恶。
李伯元小说的艺术特色是广泛使用讽刺和夸张手法。作者经常把生活中落后、丑恶的现象集中起来，通过一件事情，大加渲染。如《文明小史》十三回中，通过武昌府洋务局的几位道台，郑重其事地争论接待一个外国教士应该用什么品级轿子的小问题，揭示了这批被封建等级观念腐蚀透了的大小官吏的老朽、迂腐。有时作者还抓住一些关键性的细节，把讽刺对象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来揭示人物的伪善和丑恶。《文明小史》十九回中刘学深、魏榜贤等一群所谓“维新党”正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把妇女不缠足的好处讲得有声有色，俨然是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但当旁边走过一个三寸金莲的妓女时，刘学深便忘其所以，拍手高喊：“妙啊!脸蛋儿生得标致还在其次，单是他那一双脚，只有一点点，怎叫人瞧了不勾魂摄魄?”这就揭示出这些“维新党”丑恶嘴脸。这些讽刺手法，显然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但比起《儒林外史》来就显得浅薄。由于作者不能深入发掘事物的本质，从而不能把握人物行动的内在规律，加之写作的匆促，对事物缺少冷静、细致的观察，这就影响到对丑恶现象的深刻、彻底的揭露。
吴趼人(1866—1910)是晚清另一位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名沃尧，原字茧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我佛山人。吴出身于中落的官僚家庭。二十多岁去上海谋生，曾佣书于江南制造军械局，后客居山东，又远游日本。一九四年在湖北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后辞职返沪，参加反华工禁约运动。一九六年编《月月小说》，后病死于上海。吴趼人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他的思想发展以一九七年为界，明显地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比较进步，在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上曾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一九七年发表的《上海游骖录》标志了他思想的退步，由前期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
吴趼人是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小说三十余种，现存二十多种。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耳闻目见的无数怪现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它所反映的内容比《官场现形记》要广泛，它不仅写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它的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黑暗。作者笔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都是肮脏龌龊、贪财无耻的家伙。其中有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的候补道……。作者在九十九回中借卜士仁的口概括了当时的官场哲学：“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五十回中九死一生这样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就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弄得着钱。”小说八十九回写苟观察(苟才)，为了升官发财，竟无耻到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
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苟才双眼垂泪道：“媳妇呵!这两天里头，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罢!”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苟才夫妇方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苟才先说道：“这件事，本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就不说了。苟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说着便大放悲声。……苟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背，一面说道：“少奶奶别哭，恐怕哭坏了身子啊!”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唷?”
这些官吏们为了升官发财，就连这样下流无耻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对于帝国主义也是一味地奴颜婢膝。作品写在庐山问题的交涉上，总理衙门的一员大臣给江西的巡抚信中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它吧，况且拿了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就这样把一座庐山白白地送给人家。这些官吏在对外战争中，更是贪生怕死。十四回写中法战争时，中国兵轮仅仅看到海上有一缕烟，就疑为法舰，放水沉船，事后还谎报仓促遇敌，致被击沉。
小说还着力鞭打了洋场才子和斗方名士。他们胸无点墨，却到处卖弄才情，附庸风雅。他们把李商隐的号玉溪生送给杜牧，把杜牧之的别号“樊川”加在老杜(杜甫)头上，更把少陵、杜甫说成是父子两人。
作品中还揭发和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道貌岸然，实际却拐骗亡弟钱财、欺凌寡娣孤侄。开口就讲忠孝节义的符弥轩，却百般虐待老祖父，几乎把他打死。莫可基不仅冒充弟弟顶替他的官职；而且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卖为娼。通过这些衣冠禽兽，反映了当时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已到了总崩溃的时候。
书中出现了蔡侣笙、九死一生、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在这些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改良主义的理想。他们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触及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官场中的根本问题。他们正直、贤良，有一定的才能；但又恪守封建道德。因此，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出路。蔡侣笙任荣阳县令时，被老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却因蝗灾动用公款赈济百姓，被革职严追。吴继之虽然熟谙人情，有应付险恶环境的能力，但也是到处碰壁，走投无路。通过这些描写，正反映了作者改良主义理想的破产。
吴趼人的小说，还有《九命奇冤》、《恨海》、《痛史》等。其中《痛史》写得较好。小说主要写南宋末年贾似道等权奸的卖国求荣，苟延残喘。同时表彰了坚决抗敌的爱国志士。
吴趼人小说的结构比较完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篇以“我”为线索，把二十年耳闻目睹之事串连一起，比起《官场现形记》来显得集中一些；但由于题材庞杂，缺少剪裁，因此还不够谨严。吴趼人大量运用讽刺手法，但只是浮光掠影地摹写一连串丑恶现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