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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运动代表当时新兴的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它得到许多人赞成和拥护，因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士人和官僚的家庭；早年受学于同县理学名儒朱次琦，后来在龚、魏以来“今文派”经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新学”的影响下，不断讲学、著书，并上书请变法，成为十九世纪后二十年代中国政治学术界一个特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日趋反动，文学也绝少可取。
康有为的文学活动，主要是诗的创作。“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他诗的主要成就在于反对吟风弄月的诗风，而以诗反映重大时事和改良运动，在创作倾向上和黄遵宪有其一致之处。如一八八八年(光绪十五年)，他第一次上书请变法未得上达，次年出京，作《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其一云：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成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
对国家危亡的命运，表现得十分关切，志气豪迈，跃跃欲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改良运动的日益发展，他写了不少诗歌，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如《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上书，……》等。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和黄遵宪的有所不同。他在戊戌变法前写的许多诗大抵直抒怀抱，不作具体描写，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一种飞动的气势和冲破约束的解放精神。它们的特点是想象奇特，文辞瑰丽，颇受龚自珍的影响。
康有为的散文，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或散行，或骈偶，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杰出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他曾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上书请变法，领导京师和上海的强学会活动；旋又和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后又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他的宣传活动，对改良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和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政治上走上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道路，但他同时努力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传布新思想、新文化，也起了广泛的影响和一定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对晚清文学有多方面的影响。他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对传统诗坛的冲击和“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创作的繁荣，均起了促进作用。在创作实践上，梁启超也作过多方面的努力。他曾用小说戏曲表现“新理想”，虽没有什么成就，还是有意义的尝试。他作诗较晚，存的也不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吾愿尔为我一声轰轰振天地，叱咤淋漓走魑魅，党破群聋起沉睡”(《雷庵行》)；“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后死心”(《澳亚归舟杂兴》)；“是处无衣搜杼轴，几人鬻子算租庸”(《岁暮感怀》)：这些篇章揭露阻挠变法的顽固派，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反映日益沉重的民生疾苦和民族危机，以及《爱国歌四章》、《读陆放翁集》等鼓励爱国主义，都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在风格上，他确实努力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走向散文化，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和口语入旧体诗，表现一种乐观主义、自豪感和追求理想的精神。
梁启超在文学上的努力以散文为最著名，影响也最大。他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因而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在一九年作的《少年中国说》是一篇典型作品。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这篇散文极力歌颂少年的精神作用，不嫌反复强调，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力求表达的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是王韬、冯桂芬以来进步散文进一步的发展，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梁启超充分地发挥了散文的宣传教育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迭过甚不免赘累的缺点，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实代表着散文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在改良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成为一个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他的思想，以《仁学》为结晶，呼喊冲决一切网罗，表现了要求个性解放，断然与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彻底决裂的精神；他的活动也充满着勇敢战斗、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在戊戌政变中从容就义。在文学上，谭嗣同也是一个勇猛的革新者。他的诗有广阔的漫游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怀抱的基础，一般格调严正，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儿缆船》、《六盘山转镶谣》等作同情人民的苦难，直抒所见，感慨宏深，冲破了旧形式的束缚。一些写景抒情诗，如《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松絮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境界恢廓，描摹景物雄奇有力，也充满着积极精神。后来他热心于“新学”，努力作“新诗”，虽然只是“寻扯新名词”，但也表现着大胆革新、勇于创造的精神。谭嗣同的散文，最初学桐城派，“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是矣”。后来“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之文”。并且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实际他否定了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骈、散绝对分界的局限，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他的散文内容充实，句法谨严整洁，绝少浮词累语，有骈文的影响。他热情颂扬“报章文体”，又曾运用口语的自然句调编写南学会讲义，均可见其勇猛革新，倾向散文的通俗化，社会化。
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海军，后又留学英国，所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较深。中日战争后，他猛烈攻击君主专制，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猛烈攻击八股文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封建思想，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即社会科学；同情维新派，憎恨顽固派：因而成为改良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输入新学，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在戊戌变法前，他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表现了他的先进思想和爱国热情，作风平实，不事夸饰，而反复申述，有说服力量。他作诗不多，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写的《戊戌八月感事》、《哭林晚翠》、《古意》等，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痛惜“六君子”的牺牲，有进步意义，词不迫切，而真挚动人。严复最著名的是以谨严的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仅由于它的思想新颖，给当时的文化知识界，介绍了“进化论”，敲起了救亡的警钟，而且和他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的译文，也有极大关系。这时古文的势力还大，还是文化知识界交流思想一种有力的工具。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察变第一》
这是意译，他避免“生吞活剥”，把原文的一节，扩充为一篇，“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内容全新，而行文“古雅”，在当时文坛上确乎耳目一新。他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雅即指文体说。他认为翻译“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写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但他过于迷信古文的表达作用，后来翻译《原富》，遭到梁启超的批评，以为“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他却辩护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可见他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只是为了少数“多读古书之人”，而不是为了广大的社会群众，反对散文的通俗化、社会化。
同时林纾(1852—1924)以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人。他于光绪八年(1882)中举后，就专心学习桐城派古文。戊戌变法前作的《新乐府五十首》，如《兴女学》、《破蓝衫》等，赞扬新学，攻击科举制度，表现了维新派的立场。戊戌前后，他和懂得西文的人合作，用古文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打破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格局，自谓“凄惋有情致”，一新文坛耳目，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后来他陆续翻译英法等国小说，竟达百数十种之多。在一些译作的叙跋里，可以看见这时的林纾，迫于亡国之祸，向往新学，激励国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他在《黑奴吁天录跋》里说：“余与魏君(易)同译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又说：“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的翻译小说，适应改良运动的需要，不仅增长了文化知识界对外国的政治、社会以及世情风习的了解，而且也扩大了当时文坛的眼界，它对二十世纪初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译作小说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林纾不懂原文和选择不精，所译不免有许多错误或无甚意义，在表达形式上又受古文的束缚，这就使他的大量译作达不到应有的、更加广泛的作用。
改良派作家这时还有蒋智由(?——1929，字观云，浙江诸暨人)、丘逢甲(1864—1924，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等。蒋智由是梁启超所谓“近世诗界三杰”之一。他在戊戌政变后作的一部分诗，歌颂新学，要求变革，发抒了理想和怀抱。但风格上的特点并不显著。丘逢甲是甲午战争时曾在台湾组织抗日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物。梁启超亦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他的大量诗篇，反复地表示了他对清王朝腐朽无能、割地辱国的无限愤慨和念念不忘收复国土、报仇雪耻的信心。他的诗集中地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作风明朗自然，强悍有力。丘逢甲的诗，就其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看，是一种“新派诗”，并不仅如梁启超所谓“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见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