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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前后(道、咸)，即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僚文士，开始面对现实，发出改革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因而产生了进步的文学潮流。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实开其先路。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和龚自珍齐名，他们是朋友，思想也相近。他“以经济名世”，不以诗人或文章家著名。实际他对诗文创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仿白香山体”作的一部分古体诗如《江南吟》“阿芙蓉”、《都中吟》“筹善后”等，以及数十首律诗《寰海》、《秋兴》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他的大量山水诗，不少篇章具有一种形象飞动、生机蓬勃的特点，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三湘棹歌》等。魏源的散文，叙事说理，内容详实，条理明晰，语意明白畅达。这与龚自珍的奇诡以至艰深晦涩，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但龚、魏的散文，都是独书所见，不事模拟，与“桐城派”古文是对立的，对后来的新体散文有先驱示范作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关心国计民生，坚决主张抵抗英国侵略，并具有实际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一度参加过并不是进步知识分子结合的“宣南诗社”，实际他和“宣南诗社”众多的平凡官僚文士有显著的区别。他的诗主要是政余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粤东查禁鸦片到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他“常不去口”的著名诗句。他的描写西北关山形势诸作，如《出嘉峪关感赋》，气魄雄伟，格律严整，足以表现其深厚的功力。
这个时期，许多诗人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福建闽侯人)是这时享有盛名的作者。他尖锐地批评乾隆以来各派代表诗人和诗风，认为“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与于风雅之旨”；认为“其负盛名如沈归愚、朱竹君、袁子才、赵云崧、蒋心余、黄仲则、翁覃溪、张船山诸先达，固皆一时才人，然于风雅之旨正多未逮，袁佻、赵犷、蒋薄、黄轻，张介于黄、蒋之间”：对冲击腐朽诗坛，树立近代进步诗风有一定意义。他的《浴日亭》一诗较早地反映了外国侵略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危机。老年诗人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广东番禺人)，目睹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一些格调高昂，歌颂广东人民英勇的抗敌斗争，揭露统治者妥协投降的诗篇。如有名的《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同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奚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舂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后一辈的诗人贝青乔(1810—1863，字子木，江苏吴县人)是一个“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的爱国者。他参加过浙江沿海的抗英战争。他在奕经军中写的《咄咄吟》，因事作诗，就诗加注，是别具一格的史诗：
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川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镫。
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
前首记奕经门生武官张应云，当敌人来攻时，犹卧吸鸦片；后首记宋国经军戴纸糊面具，装作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迎击，遂不战而溃散：这些严峻的讽刺诗，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后来诗人旅食四方，作诗更多，更广阔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现实主要矛盾。同时林昌彝(1803—?，字惠常，福建侯官人)作《射鹰楼诗话》一书，集中地搜集并评论了反帝爱国的诗篇，改变了从来的诗话面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诗话也说明了作者对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观点：诗人必须关心国事，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象和重大的事件。他有一些诗正是这种观点的实践。此外姚燮、朱琦、陆蒿、黄燮清、金和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写下了不少具有现实内容、表现爱国主义立场的诗。就散文说，张维屏和林昌彝都曾表示反对“桐城派”古文。稍后的冯桂芬(1809—1874，字景亭，江苏吴县人)、王韬(1828—1897，字仲涛，江苏吴县人)，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不仅明白提出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而且在写作实践上也开辟了新体政论散文的道路。冯桂芬的《校分庐抗议》和王韬的《涛园文录外编》实开近代政论散文的先例。王韬是我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把所见所言“达之于日报”，那就是使文章社会化。他已顾不得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无隔阂。他肯定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更有其特出的进步意义。洪仁干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是彻底打击“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虚伪的封建文学的历史文献。它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确主张。认为文章的产生本来是为了社会实用，而“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因此它提倡“文以纪实”，“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以期“朴实明晓”，人人易懂。它反对“古典之言”，特别是那些不伦不类、荒诞无稽、饱含封建毒素的陈词滥调。从革新的实际看，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叙事议论，自觉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确实是向着“朴实明晓”的文风努力的。他们的诗，如洪秀全的《述志》(注：原诗见《洪仁干自述》，无题，此编者所拟。)：“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杨秀清的《果然英雄》：“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都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政治内容。他们用诗宣布清王朝的滔天罪状，鼓舞千百万起义人民的杀敌意志和胜利信心，宣扬“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覆地的雄图大志。他们的诗的语言亦通俗易懂，生动有力。
和上述进步的诗文潮流同时，传统诗文也还出现另一种局面，这就是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明代作家在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影响下，一般鄙薄宋诗。清初以来，宋诗逐渐成为部分诗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但影响不大。乾隆嘉庆间，提倡宋诗，扩大宋诗的影响，关键人物是翁方纲。近代宋诗运动的发生同他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运动是作为模仿汉魏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它主要区别于“神韵派”和“格律派”。它的模仿对象是杜、韩、苏、黄，是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发展。程恩泽(1785—1837)、祁隽藻(1793—1866)是这个诗派的早期人物。他们都是大官僚和考据家。程恩泽诗学昌黎、山谷，所谓“率排忧妥帖，力健声宏，琅琅乎若鸾凤之啸于穷霄也”，实际是他远离现实，无视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内容，不得不努力走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路。祁隽澡主张作诗要有“学识”和“性情”，而且态度总要“温柔敦厚”，显系清中叶主要诗派的调和论调。他的诗主要学韩，也偶然学杜、学白，大都是形式、语言的模拟，很少触及现实社会内容。无非是“感恩”、“扈从”、赴官旅行、官场应酬等等堆砌文字的庸俗纪录，是典型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何绍基(1799—1873)、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是这个诗派的重要作家。他们都是正统派考据家。他们都和程恩泽、祁隽藻有师友或幕僚的关系。何绍基“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所作大都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郑珍诗主要学韩，所作大多是描写山水风土和自己的贫困生活。晚年作风转向学杜，也写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诗。莫友芝诗风与郑珍相近，枯槁乏味，更在郑珍下。反动头子曾国藩(1811—1872)也学杜韩，而特尊黄山谷，给这个诗派的影响更大。
“桐城派”古文，在乾嘉时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只是师弟相传，影响并不很大。近代使“桐城派”古文“中兴”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梅曾亮(1786—1856)。他的古文，具有“清淡简朴”的特点，但一般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少数写景文，如《小盘谷记》等，篇幅短小，句句落实，而又多曲折变化，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后来曾国藩既详叙桐城派古文家源流，树立大小旗帜；又利用官僚买办势力，网罗幕府人材，扩大反动影响，从而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他利用“桐城派”古文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太平天国革命；他的古文成为屠杀人民最反动的工具。同时的吴敏树(1805—1873)不肯参加曾国藩幕府，也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实际他是在“桐城派”影响下刻苦自修的一个作家。他的古文，同样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有些作品如《说钓》等，讽刺世态，刻意描写，有自己的特点。
词在这个时期，以蒋春霖(1818—1868)为代表作家。他倾倒一时，名气很大，所谓“咸丰兵变，天挺此才”。实际他的某些著名作品，如〈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此阕》、〈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淡黄柳〉《扬州兵后……》、〈台城路〉《全丽生自金陵围城出……》等等，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和反动立场，完全是封建糟粕，应该坚决抛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