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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富有英雄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它们托言历史而寄寓今情，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统。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吴兴人。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具有反清倾向的“惊隐诗社”。他一生贫困潦倒，以“卖卜自给”，“穷饿以终”(《乌程县志》)。据《后传》序诗“白发孤灯续旧篇”句看来，小说可能是他晚年写成的。
四十回的《水浒后传》写三十二位梁山未死英雄重举义旗，并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最后到海外创立基业的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写阮小七梁山感旧、手刃张干办和李俊太湖捕鱼、反抗巴山蛇两件事情。正是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梁山余党”，鱼肉人民，使散处各地的梁山好汉又很快地聚在义旗之下，建立了登云山、饮马川的反抗据点。这时，部分梁山的英雄在经历了种种严酷的斗争，接受了梁山起义失败的教训之后，认识有所提高，性格也随着发展了。“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些蔽贤嫉能这班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阮小七说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意义，表明他对统治阶级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铁叫子乐和运用妙计，从防范严密的饮虹桥别墅和常州府监狱中，接连救出花逢春母子姑侄和李俊、费保等人。后来义军创业海外，他一直是出谋献策的智囊，不愧为吴用的再生。而李俊则由一位梁山水军首领变成德孚众望的义军领袖。《后传》作者既照顾了这些人物形象在《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写出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的成长。
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清初，作者怀着“亡国孤臣”的沉痛心情，再现了金兵南下后“四野萧条，万民涂炭”的情景，也揭发了金兵虏杀良民，贩卖人口的罪行；对李纲、和师道及太学生的爱国斗争则热烈歌颂，对徽宗、钦宗的昏聩无能，蔡京、童贯等人的祸国殃民则大加贬斥。这些描写，很有借北宋末年历史，总结明亡教训的意味。至于作者让蔡京父子、高俅、童贯最后都落入梁山英雄手中，一一处死，则显然表现出人民要求为无辜死难的英雄复仇雪恨和惩罚祸国罪魁的愿望。在《后传》中，关胜、朱仝、呼延灼等身处民族战争的最前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然孤身奋战，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这些振奋人心的描绘，在发挥《水浒传》反抗官府压迫的精神的同时，还结合着时代特点，突出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主题。
《后传》作者从《水浒传》第一百十九回李俊泛海到暹罗国的传说得到启发，自十三回后，遂大加敷演。这实际是为水浒英雄安排美好的结局，以慰人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隐约流露出作者对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的抗清斗争所寄予的希望。至于他在《后传》中让乐和站到雨花台上，“望着钟山，王气郁郁葱葱，不觉胸次豁然”，就更明显地表现出他热望恢复明朝政权的用心。但也同时说明了作者的局限：正如许多明朝爱国遗老一样，他也把复国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后传》写燕青向徽宗进献青子、黄柑，李俊立国海外仍然尊南宋小朝廷为正统，也同样是这种封建意识的表现。出于同一思想根源，作者以李俊君臣赋诗、“世享荣华”来结束全书，不仅显得庸俗，也冲淡了前面所着力渲染的战斗气氛。
康熙、雍正年间，钱采、金丰在各种“岳传”的基础上加工增订成八十回的《说岳全传》。岳飞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说话人的重要题材之一。至明中叶以后，权奸当道，国势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将、恶权臣思想的各种“岳传”便应运而生，先后出现了熊大木的《武穆演义》，邹元标的《精忠全传》等书。这就使清代的钱、金二人能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他们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为了安慰屈死在风波亭上的忠魂(注：见《说岳全传》“自叙”及末回开章诗。)，还有假借南宋历史教训，宣扬民族意识，悼念明朝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
作者根据正史和传说，把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他自小孤贫，而好结义友。岳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励他“精忠报国”。“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是他决心抗金的自白。作者在历史人物岳飞的身上集中了很多优点：他军令森严而待人宽厚，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岳家军人人皆知抗敌的目的。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团结了不少绿林弟兄，共保宋室。这种设想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顺应时势要求，通过形象描绘，把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越见识赋予了岳飞。这一点，是以往任何一种“岳传”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写过的。
然而作者笔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岳飞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他不敢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议，终于给事业和个人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甚至岳飞死后为鬼，也处处阻碍部下向昏君和权奸起兵复仇。曹宁大义灭亲，却被他以“孝道”逼责自尽。他明知君侧不清，却以宽仁为怀，轻易放走了犯令的万俟呙、罗汝楫等人。凡此种种，或实有其事，或纯属虚构，但经作者着力渲染，其消极性也就更突出了。
《说岳全传》以《水浒》续书自居，用浓笔重墨描写了不少民间英雄。作者有意把他们的反压迫斗争与岳飞的抗金斗争联合起来，大大歌颂了那种同仇敌忾的正义行为。这不仅曲折反映了明末清初农民义军与地主武装联合抗清的历史现实，也表明当时一部分爱国文人在现实教育下，已经在改变对农民义军的盲目仇恨，开始重视人民的力量。年老的呼延灼力奋双鞭，为国捐躯；杨再兴误走小商河，被射成箭人，壮烈牺牲。许多虚构的梁山后代，如阮小二之子良，关胜之子铃，董平之子芳，张青之子国祥，韩滔之子起龙、起凤等，也都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发扬了梁山固有的战斗精神。作品里还出现了一个李逵式的英雄——牛皋。他曾独闯金营，投递战书，令兀术不得不表示钦佩。然而他却不象岳飞那样愚忠。牛皋敢于直斥徽宗：“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中快活。”当岳飞南归，他力阻不成，后闻岳飞凶讯后，首先发兵复仇；复仇不成，他就重新落草，以示与腐朽朝廷对抗。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统治者的嘴脸认识得更加清楚。他说：“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这就一语道破了历来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与《水浒后传》精神一致。但大敌当前，他仍然出战，并且说：“我牛皋岂是怕兀术的?就受招安，待我前去杀退了兀术，再回太行山便了。”可见他的抗金，不是为宋主效忠，而是为国家出力。他与统治者联合作战，并非屈辱投降，而是一种团结御侮的策略。这些描绘不仅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表现出作者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变乱以后，思想认识的提高。
至于作品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兀术的骄横狡诈，顽固自信；秦桧夫妇的阴险毒辣，下流无耻，也都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发指。但是作者把岳飞与强寇权奸的矛盾，归结为大鹏鸟、赤须龙、女士蝠之间的冤冤相报，这不但削弱了这场火热的爱国斗争的政治意义；并且宣扬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作品后二十回写群奸受惩，众小英雄在岳雷率领下直捣黄龙，气死兀术，笑死牛皋。这纯粹是人民美好愿望的反映，但是因为缺乏现实依据，而又描写粗糙，终未成功地表现那种浪漫的幻想。
《说岳全传》作者抱着“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创作态度，汲取了元明戏曲及说唱中有关故事的精华，因而使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
《说岳全传》影响很大，不少有关故事还被写成戏曲在民间流传。象《牛皋扯旨》、《柜中缘》、《挑滑车》等戏都在舞台上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描写明末政治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感于明朝覆亡，要求推究罪责，往往把阉党当作攻击对象；对清人，则不敢非议。《寿杌闲评》(五十回)写魏忠贤的一生行迹，对他勾结客氏，蒙蔽皇帝，镇压东林党和复社进步文人的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作品描写明末社会事件及习俗风尚还算真实生动，但往往把政治斗争曲解为冤冤相报。至于无名氏的《樵史通俗演义》虽也写了类似的历史事实，却又对李自成备极诬蔑，艺术上没什么可取之处，但保存了一些可贵的历史资料。
此外，还有不少文人或民间艺人对一些尚未定型的断代历史演义进行加工。康熙年间，褚人获根据《隋史遗文》、《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以及其他的民间传说，写成一百回的《隋唐演义》。作品以隋炀帝、朱贵儿和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主线，细致描写了不少宫闱生活。作者把历史上著名的昏君炀帝美化为多情的仁德的贤君；又把唐王朝的中衰，完全归罪于女人，这显然是歪曲历史的处理。但是书中还保留了不少民间传说，象秦琼卖马，单雄信受刑这些描写，颇见作者加工的成绩。
坊刻无名氏的《说唐演义全传》则代表着另一种倾向。它具有浓厚的民间传说的风味，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演变。
作品从文帝平陈、隋末农民起义，一直写到唐王削平群雄、太宗登基；比较明确地揭示了爆发起义的社会根源，再现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动乱时代。和以往任何一种“说唐”不同，它并不遵循正史轨范，而以瓦岗寨好汉的风云聚散为中心。象劫王杠、反山东、取金堤、取瓦岗这些纯粹出自想象的热闹情节，被作者大加渲染，充满了健康的战斗气息。它还痛斥了炀帝的荒淫、宇文氏的凶暴，并不象《隋唐演义》那样故意遮掩这些昏君恶臣的罪过。显然，《全传》作者是把正史与传说揉合起来进行创造的。
书中还用粗犷的笔调描绘了秦琼的宽厚善良、任侠好义，单雄信的豪爽暴躁、宁死不屈，罗成的少年英武，尉迟恭的勇敢果断，以及程咬金的粗野、直率、诙谐、憨厚。这些人物个性的创造，并无充分的历史依据，完全是在传说中丰富起来的；因而浪漫色彩非常浓厚。
《说唐全传》也和其他一切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那样，有一个被美化了的“真命天子”。拥护李世民与否，成为一切英雄成败的根本条件，和评价他们优劣的绝对标准。所有反对李氏的起义英雄，都被否定。甚至在描写作者比较喜爱的单雄信时，也通过李氏的宽厚与雄信的褊狭分别加以褒贬。这实际是在为统治阶级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的罪行进行辩护。
继《说唐全传》之后，又出现《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反唐演义》等续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描写忠奸斗争，宣扬功名富贵的思想，在艺术上则模拟远过于创造。至于《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则更为平庸。而在道光以后，这类小说更乏新作，风靡一时的已是反动的公案侠义小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