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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可是祖上科名都不显，他父亲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就更为贫困。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影响，蒲松龄从小就热中科名，并在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但此后却屡试不第。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聘为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整天和“无端而代人歌哭”(《戒应酬文》)的应酬文字打交道，大违素志，次年便辞幕回乡。此后主要是在“缙绅先生家”设帐教学，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归来”(蒲箬《柳泉公行述》)。这四十年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终竟还是个穷秀才。他的〈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词说：“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正是这一段生活和心情的真实描述。七十一岁他才援例出贡，四年后便死去了。
蒲松龄穷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的《与韩剌史樾依书》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同时，由于生活的贫困，有时还直接感受到封建剥削的压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说：“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从而比较能体会民间疾苦，甚至还激发了他为民请命的精神，所谓“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与韩刺史樾依书》)。
蒲松龄除一度游幕苏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动不出于淄邑和济南之间。但他接触和交游的人物却非常广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游幕、“坐馆”的生活，既使他接触了大量的统治阶级人物；他的长期居住农村和家境的贫困又使他与下层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人物——上自官僚缙绅，举子名士，下至农夫村妇，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恶棍无赖，赌徒酒鬼，僧道术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运遭际，无不具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了解。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上述的进步思想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作为一个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蒲松龄的思想有他的局限。他虽同情人民疾苦，却反对农民起义。虽憎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对最高统治者则存在较大的幻想。一生偃蹇的命运激发了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形成了他牢固的宿命论思想，尤其迷信佛教。此外，他也承袭了不少儒家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消极成分。
浦松龄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丰富。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文、词、赋、戏曲、俚曲和一些杂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特别是俚曲的创作表明了作者对通俗文学的重视。《磨难曲》根据《聊斋志异》的《张鸿渐》改编而更广泛地描写了社会生活，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四十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增补，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聊斋志异》中虽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也还有承袭过去题材而加以创造性发展的，如《续黄梁》本于《枕中记》，《莲花公主》本于《南柯太守传》等，但绝大多数则是记述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中间的故事传说。这在《聊斋自志》中说得很清楚：“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邹涛《三借庐笔谈》载，作者作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这传说虽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见它的题材来源的广泛。《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也是严肃的。《聊斋自志》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说明《聊斋志异》是作者有所寄托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袁枚《新齐谐序》)的作品。他之所以采用鬼狐故事，是因为它便于避免清初严酷的文网和自由地表现生活理想。因此，其中不少篇章虽取材于民间传说，却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和爱憎，有明确的主题和鲜明的倾向。
《聊斋志异》现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铸雪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最为完备，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这将近五百篇作品，体裁并不一致。一部分篇幅短小，记述简要，还是笔记小说的体制。小部分描写作者亲身见闻的作品，则具有素描、特写的性质。大部分作品则是具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说，是我国文言小说中的珍品，也是《聊斋志异》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