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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杂剧的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明代中叶到清初，传奇的创作又进入鼎盛时期。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戏曲理论相应地得到发展。明徐渭的《南词叙录》批判了从《香囊记》以来“以时文为南曲”的倾向；而要求戏曲能“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臧懋循的《元曲选后序》论曲推重“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的“行家”，而认为“出入乐府，文采焕然”的“名家”不足贵；都在戏曲创作倾向方面提出有益的意见。王骥德的《曲律》不仅在音律、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提出了宝贵的论点，而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戏曲创作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同时李贽、冯梦龙等的评点本又结合作品的人物、关目、曲白等加以评论，多所发明。到清代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更多，然而多集中在韵律、词藻和本事考证等方面，在创作实践和舞台演出方面提出较多可贵意见的当推李渔。
李渔(1611—1679?)字笠翁，原籍浙江兰溪人，生于江苏如皋。自少遍游四方，曾到过苏、皖、赣、闽、鄂、鲁、豫、陕、甘、晋、北京等地。晚年自南京移家杭州西湖，因自号湖上笠翁。自蓄家妓，携至各处献艺，积累了丰富的戏曲演出经验。他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中，分为词曲和演习两部。词曲部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演习部从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
李渔很重视戏曲文学，他说：“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这是由于他看到了戏曲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强大的感染力。他认为“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所以，他把戏曲看做封建社会的“寿世之方”、“弭灾之具”。他写戏的目的也“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佛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这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帮闲文人的立场，严重地影响到他的戏曲理论和创作的成就。但是，由于他从演出出发，重视舞台效果，所以他关于戏曲文这和表演方面的论述仍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成就。
李渔不同于那些专从一个曲牌，一些字句出发的评论家，而很重视作品的结构。他指出当时所撰剧本“所以不被管弦、付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末善也”。他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说的主题。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从而他又提出一本戏要有一主脑人物，一主脑事件，以中心线索为戏剧矛盾的基础。他批评当时一些传奇说：“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时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这是一般传奇的通病，他从此出发，提出“减头绪”、“密针线”的主张，使作品脉络清楚，结构严谨以突出主脑。
更可贵的是，他将主题思想和结构联系起来论述，因为材料组织得是否巧妙，离开主题思想是很难得到正确的解释的。他在关目的安排方面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见解。他反对蹈袭前人，提出“脱窠臼”，主张选材要“奇”，而又“不当索诸闻见之外”，要求作者从“家常日用之事”中去发掘戏曲题材。他认为生活中有许多“前人未见之事”，也有许多前人“摹写未尽之情”。这些意见都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他生活圈子的狭小和思想趣味的庸俗，所以创作成就不大。
他要求戏曲语言的浅显，他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而不贵深。”并且认为“自古来圣贤所传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能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这和当时曲家偏重词藻典雅华丽的风气是对立的。他还特别重视宾白的创作，曾说：“曲之有白，就文字论之，则有如经文之于传注；就物理论之，则如栋梁之于榱桷；就人身论之，则如肢体之于血脉。非但不可相无，且觉稍有不称，即因此‘贱役’，竟作无用观者。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
他反对语言的“迂腐”、“艰深”、“隐晦”、“粗俗”、“填塞”，要求语言“尖新”、“洁净”和有“机趣”，主张少用方言。他还要求准确，提出语言要符合人物个性的主张，他说：“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又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想。务欲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
在音律方面，他是主张“恪守词韵”、“凛遵曲谱”的，但也针对时弊，有所批评。他很不同意当时喜用集曲犯调，生扭数字作曲名的风气。他说：“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即牌名旧杀，终觉新奇可喜；如以极新极美之名，而填以庸腐乖张之曲，谁其好之。善恶在实，不在名也。”
关于科诨，他提出“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主张科诨合于生旦净丑的身分，自然包孕事理之中。
总之，李渔继承明人的成就，并结合舞台实际，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填词和演习方面的理论，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李渔是道地的帮闲文人，他虽懂得舞台演出的一些窍门，至于戏曲的思想内容和创作倾向方面的论述就很少可取。
他写的剧本保留下来的有十八种，觉见的为《笠翁十种曲》，其中演出最多的《风筝误》以关目新奇而针线细密著称；但情节过于巧合，趣味偏于庸俗，是明代阮大铖一派的继续。《奈何天》更公开为丑恶的富豪辩护。比较可取的是写贫苦书生谭楚玉和下层艺人刘藐姑的爱情悲剧《比目鱼》，以及根据元人杂剧《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改编的《蜃中楼》。
李渔之后，乾嘉时著名学者焦循(1763—1820)的《剧说》取材一百六十多种有关戏曲记载的书籍，为研究古典戏曲汇集了相当丰富的参考资料。他的《花部农谈》是他在柳阴豆棚之下和农民谈花部(注：“花部”与“雅部”(即昆曲)对称，也叫做“乱弹”，它包括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等地方剧种在内。)剧目的摘记，具体论述到《铁丘坟》、《龙凤阁》、《两狼山》、《清风亭》、《王英下山》、《红逼宫》、《赛琵琶》、《义儿恩》、《双富贵》、《紫荆树》等剧目，是研究地方戏的可贵资料，也是有价值的评论文章。焦循很重视花部戏曲，他说：“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见也!”虽然还不免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在当时士大夫轻视花部的情况下还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