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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以后，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引起了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各地抗清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了四十年。除明朝的残余势力还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带士大夫的抗清运动前仆后继，壮烈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还有很多明末的遗民虽未参加武装斗争，却始终坚持不合作态度，不赴考试，不受官职，宁甘老死于山林岩穴之下。他们中间有不少著名的诗人或文人，都亲身经历过巨大的世变，因而在作品中常常反映了那时代的民族斗争，充分表现了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当然，这些爱国遗民的思想立场主要还是封建主义的，他们抗清的言论或行动基本上是从忠于明王朝出发的。他们不但不和农民军合作，反而诋毁他们，所以没有成就。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早年与归庄同入复社。明亡后，曾游历山东、河北、山西诸边塞，考察山川形势，又垦荒于雁门之北，以为恢复故国的准备。晚年定居华阴，卒于曲沃。顾炎武痛感明亡之后，士大夫民族气节丧尽，乃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志气。这对于后来汉族人民不断起义反清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想荐举他修明史并应博学鸿儒考试，他都坚决拒绝。他主张学以经世致用为本，反对空谈心性。他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反对一切神怪无稽、剿袭、佞谀之文。认为言志为诗之本，观民风为诗之用，而赞成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所以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以上见《日知录》)。
顾炎武的诗多写国家民族兴亡大事，托物寄兴，吊古伤今，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表现了建立功业、恢复故国的热烈希望。当清兵南下之际，他写了一系列的诗篇。在《感事》中，对南京拥立新主寄予莫大的希望：“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在《京口即事》中，述史可法督师扬州，把他比作“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在《秋山》中，历述江阴、昆山、嘉定等处抗清失败以及被屠杀劫掠的惨状：“一朝长平败，伏尸扁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他赞扬那些壮烈殉国的“归元贤大夫”和“断豆良家子”，而以“句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来鼓励当时东南人民抗敌救亡的决心。杨廷枢、顾咸正、陈子龙、何腾蛟等抗清不屈而死，炎武都有诗哀悼他们，表扬他们的民族气节。作者常常通过拟古、咏史、游览、即景等题材以抒写他的怀抱。例如《拟唐人五言八韵》六首，以申包胥、班定远、诸葛丞相、祖豫州等为题，或悲往事，或明素志，或寓不忘恢复之意，不是泛泛拟古之作。直到晚年还写了这样的小诗，表示他的志节：“海上雪深时，长空无一雁。平生李少卿，持酒来相劝”(《海上》)。
顾炎武是有非凡的抱负的。他说：“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秋雨》)。而在《范文正公祠》诗中更说：“吾欲与公筹大事，到今忧乐恐无穷。”显然是指图谋恢复的计划。他始终抱着恢复故国的希望，绝不灰心：“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犹看正朔存，未觉江山改”(《见隆武四年历》)。康熙元年，他已五十岁了，还说“路远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五十初度》)。“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又酬傅处士》)。直到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他在《哭归高士》诗中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写道：“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虽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
顾炎武生于社会变乱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由于他敢于正视现实问题，又坚持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的诗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他反对摹仿，而格调苍凉沉郁，往往接近杜甫，如《海上》、《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等。现举后一首于下：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离怀销浊酒，愁眼见黄花。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顾炎武散文中的记叙文如《吴同初行状》写吴沆在昆山起义抗清，殉难而死，同时揭露清兵破城时大屠杀的罪恶。《书潘吴二子事》写清朝统治者借“明史”一案对江南文士进行血腥镇压，企图以此来消灭反清意识，潘柽章和吴炎便是其中的牺牲者。以上二篇表扬了他们的民族气节，朴素中具有感人力量。顾炎武的散文不事藻饰，一般都表现了纯朴自然之美。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是一个著名的史学家。他曾纠合义兵抗清，为鲁王监察御史。又先后渡海及走宁波结山寨，坚持抗清斗争。他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一篇激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政治，认为封建皇帝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乃“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种民主主义思想是他从明末的现实政治和出死入生的斗争中认识出来的。他熟悉明朝历史掌故，写了很多传记文，表扬了抗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的节义之士，前者如十九年坚持斗争的张煌言，后者如十二年保藏义士头颅的陆宇鼎，为他们写墓志，极为动人。他的《张南垣传》和《柳敬亭传》是根据吴伟业原文改写的。他写画家张南垣善于造园林假山，匠心独运，天然、逼真。艺人柳敬亭说书，能令人“灌台温噱”，“慷慨涕泣”。《万里寻兄记》写兄弟的友爱，鞭挞当代帝王——英宗与景皇因“富贵利害，伐性伤恩”，暴露了统治阶级封建道德的虚伪性。他的散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慕拟，而重视内容，故讥“今人无道可载，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是空无一物而饰其舟车也”(《陈葵献偶刻诗文序》)。黄宗羲的诗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云：
南都防乱急鸱枭，余亦连章祸自邀。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注：见郑大节校刻全祖望选定《南雷诗历》卷一。)
又如九日《出北门，沿惜字庵至范文清东篱》云：
两两三三郭外阡，僧房篱落共连延。高林初带冰霜气，风景俄成惨淡天。如此江山残照下，奈何心事菊花边。不须更觅登高地，只恐登高便泫然。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举崇祯乡试。明亡，起兵抗清。瞿式耜荐为桂王行人。后辞归，以著述为事。他在《黄书》、《噩梦》中主张保护种族，抵御侵略；土地应归耕者所有，“非王者之所得私”。这些议论从当时社会情况出发，极有现实意义，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往往追怀往事，感慨平生，从中透露了一些抗敌救亡的活动和情绪。如《耒阳曹氏江楼》云：“韩城公子椎空折，独倚吴钩赋远游”，可能是指兵败逃亡的事。《小楼雨枕》云：“援毫犹记趋南史，誓墓还谁起右军”，则是回忆从亡桂王时事。《续哀雨诗》云：“寒烟扑地湿云飞，犹记余生雪窖归。泥浊水深天险道，北罗南鸟地危机。”又云：“天吝孤臣唯一死，人拚病骨付三尸”，又是由桂逃归途中艰险情况的追述。而“他日凭收柴市骨”之句，则指瞿式耜在桂林殉国，尚待收葬回籍而言。至《读指南录》警句云：“沧波淮海东流水，风雨扬州北固山。鹃血春啼悲蜀鸟，鸡鸣夜乱度秦关。”又云：“沧海金椎终寂寞，汗青犹在泪衣裳!”通过文天祥在镇江逃脱的描写，表示报国未遂遗恨无穷的感慨。他又有《咏史》六言诗二十七首，无疑的是借史实写“行朝”时事，广泛地反映了当日各方面情况，语多讽刺(注：如第十首云：“元载饥寒扫迹，苏秦车骑迎门。裹马装妻勾当，髑髅血肉乾坤。”)。他论诗“以意为主”，以情景“妙合无垠”为贵。从他的许多诗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贯彻这种写作精神。
明末爱国遗民以诗名者还有杜睿、钱澄之、归庄、申涵光、吴嘉纪、屈大均等。杜睿(1611—1687)，字于皇，湖北黄冈人。他以文章气节自励。孙枝蔚将应博学鸿儒之举，作书劝他“毋作两截人”。又称道屈大均是鲁仲连之流，自己的同调，以为“士贵有骨”，鲁仲连“不肯帝秦，是其骨也”(《复屈翁山》)。不肯帝清之意自在言外。他的诗师法杜甫，尤擅长五律。往往借题发挥，多所寄托。如《古树》云：“闻道三株树，峥嵘古至今。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孤撑休抱恨，苦楝亦成阴。”又有《初闻灯船鼓吹歌》，结语写道：“曾听当时煞尾声，又听今朝第一声。”表现了作者怀念故国的深厚感情。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初名秉镫，安徽桐城人。他曾为桂王朝翰林院庶吉士，后归隐田间。其诗五古冲淡闲逸，《田园杂诗》诸作颇近陶渊明；乐府歌行多反映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如《水夫谣》云：“水夫住在长江边，年年捉送装兵船。”“爷娘养汝才得力，送汝出门倚门泣。腐肉已充乌鸢饥，家家犹望水夫归。”还有《催粮行》、《获稻词》、《捉船行》等篇都写得极沉痛。《孤雁篇》、《孤萤篇》、《搏虎行》等篇皆有寄托，有讽刺，与张(籍)王(建)乐府相近。归庄(1613—1673)，一句祚明，字玄恭，昆山人。清兵南下，下令剃发，城中士民大哗，庄鼓动群众，杀县令，闭城拒守。城破，杀四万人，庄亡命得脱，穷困以终。他的诗突出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惨祸，如《悲昆山》描写人民惨遭屠杀的情况，同时也揭露敌人的残暴：“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白昼啾啾闻鬼哭，乌鸢蝇蚋食人肉。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慑头半秃。”《伤家难》四首也写得非常惨痛。亲朋劝逼他剃了头发，心情十分痛苦，认为“毁伤贻大辱”，“苟活不如死”(《断发》)。他在僧装逃亡中写了《冬日感怀贻山中诸同志》诗，慷慨悲歌，充分表现了他的恢复故国的意愿，如云：“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豪杰由来须际会，寒灰他日定重然。”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的归庄，看见“商君法令牛毛细，王莽征徭鱼尾赦”，相信广大农民会起来反抗，他说：“不信江南百万户，锄夏只向陇头耕”(《己丑元日》)。归庄穷得没有土地，反而庆幸自己不要向清政府纳粮，他的《观田家收获》云：“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五载输粮女直国，天全我志独无田。”归庄就是这样随时随地流露出他的民族感情。吴嘉纪(1618—1684)，字野人，泰州(今江苏泰县)布衣。家居海滨，每遭水患，而“苦吟不辍”。有《决堤诗》描写他“空肠瘦骨当狂澜”的苦况。由于生活穷困，又处在兵祸惨烈的年代，使他体会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他长于乐府及五七言古诗，《李家娘》揭露清兵破扬州时屠杀劫掠惨无人道的暴行，是一篇血泪的控诉。《粮船妇》、《流民船》、《邻翁行》、《海潮叹》、《挽船行》等篇从各方面反映了人民的悲惨命运。他表面虽不谈国家兴亡大事，但如《谒岳武穆祠》云：“河北当年轻与敌，中原今日复谁争?”《赠歌者》云：“战马悲笳秋飒然，边关调起绿樽前。一从此曲中原奏，老泪沾衣二十年!”而《读荆轲传》更表现了“不平”和“恸哭”，显然他的内心激情是为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的诗运思深刻，措词隽洁朴素，不事雕饰，不用典故；乐府诸篇更具有“危苦严冷”、“凄急幽奥”的风格特点。申涵光(1619—1677)，字和孟，号凫盟，河北永年人。明亡，隐居不出。他的诗多反映当时人民的苦难，如《水涨歌》写天灾的严重，《春雪歌》写苦乐的悬殊，《操舟谣》讽刺驱役民力推挽游船的“使君”，《哀流民》、《插稻谣》控诉剥削阶级的丧绝天良。《插稻谣》末解写道：“累岁年丰无馁，僮婢长大，难以驱使。稻畦干，稻苗死，贫人哭，富人喜。”沉痛、深刻，都是乐府诗中少见的作品。
屈大均(1629—1696)，是清初遗民中行辈较晚的诗人，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他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反对剃发垂辫，因削发为僧。曾作《藏发赋》以寄其故国之思。他认为自己是屈原的后代，对屈原表示崇敬，有《拜三闾大夫墓》、《题招屈亭》等诗。他常常通过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歌颂来寄托爱国的思想感情，对鲁仲连、荆轲、陈胜、诸葛亮、文天祥等及其有关古迹都有歌咏，或取其抗秦，或取其兴汉，特别是对鲁仲连的义不帝秦极力歌颂，认为“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鲁连台》)。甚至夸张地说，“鲁连如不死，天下岂为秦”(《读史》)。又歌颂荆轲说：“一自悲风生易水，千秋白日贯长虹”，并且极为明显地寓意说：“壮士至今犹发指，寇仇长枕报秦戈”(以上《读荆轲传》)。虽然壮志不遂，未免失望，但他总是不忘故国，十分殷切地盼望恢复。如《经阳江电白边界感赋》有云：“
中华余一岛，正朔在重溟。望断黄龙舰，风帆似水萍。”直至康熙二十七年，台湾郑氏久已消灭，恢复根本绝望，他还发出无限的感慨说：“久无王正月，徒有汉遗臣。草野私哀痛，渔樵愧隐沦”(《戊辰元日作》)。从此以后，他也只有走上消极反抗的隐居道路。在称道魏禧的高尚品格的同时，他嘲骂那班不能坚持到底，终于失身的人说：“邻女窈窕姿，将老犹珠玑”，“秉节乃不终，媒妁持为市”(《赠魏处士冰叔》)。屈大均的民族意识就是如此坚强。
屈大均的诗现实内容丰富，在《大同感叹》中揭露清统治者的残暴：“花门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中，马饮毛生光。”《猛虎行》比他们为“食尽中土肉”的猛虎。《民谣》也揭露贪污狼藉的赃官：“白金乃人肉，黄金乃人膏。使君非豺狼，为政何腥臊。”《菜人哀》反映那时饥荒卖人肉的惨状。他的诗长于近体，五律尤工，“隽妙圆转，一气相生”。例如《摄山秋夕》：“秋林无静树，叶落鸟频惊。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
清初有不少散文家，较早的如王猷定、魏禧等。王猷定(1599—1661?)，字于一，江西南昌人。曾参史可法军幕。入清，绝意仕进，“以古文自雄”，开始转变明末文风。其文如《李一足传》、《汤琵琶传》、《义虎记》都是绝好的传奇性散文。《义虎记》尤属志怪之作。黄宗羲称道他这几篇文章是“近日之铮铮者”，而李良年《论文口号》云：“于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萧瑟转欷觑。‘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补《齐谐》志怪书。”说它们荒诞无稽，近于小说，不是古文“正宗”。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用小说传奇体打破传统的古文写法，正是作者的成就。
魏禧(1624—1680)，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宁都人。明亡，教授山中，为“易堂”诸子领袖，与兄际瑞、弟礼号称三魏。魏禧深抱亡国之痛，在《许秀才传》中沉痛地说：“禧亦故诸生，方偷活浮沉于时，视二许能不愧死入地哉?”因此他的散文多表彰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如《江天一传》、《高士汪风传》等。魏禧的散文以人物传记为最突出，在《大铁椎传》中他塑造一个大侠客、大力士的英雄形象，不仅描写大铁椎的勇力绝人，而且感慨人材的不为世用。他把这位江湖异人比之为椎击秦始皇博浪沙中的力士，其写作用意是很明显的。他的散文以见识议论为主，而以有用于世为目的。叙记文每遇遗民志士可歌可泣的重要题材，就更加感慨激昂，描摹淋漓尽致；但又低回往复，顿宕纡徐，兼有欧苏之长。《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以叙事为抒情，是代表这一特点的极为动人的散文。他论文谓“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又反对摹仿，认为“依傍古人作活”是做古人奴婢(《日录·杂说》)。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解。
除上述爱国作家外，还有晚节不终的侯方域(1618—1654)。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府学生。少年时，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声气甚盛。他是一个贵公子，热心功名，“素性不耐寂寞”，故民族立场不坚定，终于参加乡试，中顺治八年副榜，丧失民族气节。他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大抵学习《史记》，而以才气见长，但学力不够，未免有意做作。他自己尝说“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虽然是谦词，倒也符合实际。他的《李姬传》写她的“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俨然是一个严正高洁的妇女形象；《任源邃传》写一个抗清的“布衣”；《马伶传》写马伶从实际生活中体察到人物性格及其声音笑貌。这些分别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对阉党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而后者学习唐人传奇，艺术成就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