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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历间，作为卓越的思想家，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并对晚明文学有较大影响的是李贽(1527—1602)。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泉州是温陵禅师住地，因又号温陵居士。他二十六岁(1552)中福建乡试举人。做了二十多年小官，五十一岁(1577)做云南姚安府知府。从五十四岁(1580)起，他就辞官不做，过着独居讲学的生活。他的出处和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不一样，做官的时候敢于和上级冲突；去官以后，并不回乡隐居，而是依靠朋友。他初到湖北黄安，和耿定理共同讲学。但和做大官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耿定理死后，他移居麻城龙潭芝佛院，得到周思久、周思敬的接待。他的《焚书》发表后，揭露了耿定向的伪道学，因而受到耿定向一派的迫害，说是淫僧异道。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被从麻城赶走，二十九年逃到北京附近通州马经纶家。三十年，被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通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下狱，终于被迫在狱中自杀。
李贽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他受王学左派和佛学的影响，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以及维护封建的特权思想和宿命论思想。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日入商贾之肆，时充贪墨之囊”，对官私都有好处；商人“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起了发展生产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可鄙”的；男女同样有智慧，不能说“见有男女”，“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这些见解都是与封建思想尖锐对立的。李贽思想中的叛逆性、战斗性因素，是当时社会经济新因素，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他的思想不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出现的，而是代表了市民的要求和观点。因此，他被统治者和一切庸俗士大夫目为“异端”，他的著作一再遭到焚毁。
对于文学，李贽同样持有与传统的文学思想根本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天下之至文”，绝不在于字句、结构等等形式上的追求，作家创作都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所谓“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他提出了文学的《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因此，他认为文学只有真假问题，不得以时势先后论优劣。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他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这对八股文和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实在是当头一棒。他大胆地打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学的传统偏见，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的热情评点过《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琵琶记》、《幽闺记》等等，实为我国通俗文学最初的研究家和批评家。
李贽是一个思想家，不以文学著名。但他的散文，摆脱传统古文的格局，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思想大胆解放，或长或短，脱口而出，所谓“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袁中道《李温陵传》)。他写给耿定向的一些书札，实际是向伪道学宣战的檄文。如在《答耿司寇》中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饿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徒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为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其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之矣。
揭穿耿定向的伪道学面貌，针针见血，淋漓痛快，这其实也是对一切庸俗的官僚士大夫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他作诗不多，今存多为小诗，如《独坐》：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客夕翻疑梦，朋来不忆家。琴书犹未整，独坐送残霞。
是独居生活，傲岸不羁的写照。又如《系中八绝》：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其一《老病始苏》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其七《不是好汉》
不事格律雕饰，奋笔直书，至死不屈，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