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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间，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因为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福建晋江人。他早年也受“前七子”的影响，标榜秦汉，“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遵岩集·再上顾未斋》)。二十八岁以后，始悟高谈秦汉、鄙薄唐宋的非是，认为“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皆已原本六经，轶绝两汉”(《与汪直斋书》)；“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读唐以后书的偏颇狭隘的论调不同。他似乎看到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唐宋文中，他特别推尊曾巩，认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曾南丰文粹序》)。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即表达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这就和以抄袭模拟为能的拟古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武进人，和王慎中齐名，理论上受王的影响，但说得更明快、深入。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书二》中，提出了“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说”：
……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复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这里他要求文章家要有独特的思想见解，不要落入俗套。这和李、何等的拟古主义是不相容的。他所说的“洗涤心源”或“心地超然”等等，意味着摆脱束缚，力求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他在《与洪方洲书》中又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对于古文遗产，唐顺之也和王慎中一样，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也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他的《文编》，除左传、国语、史记等古文外，也选了韩柳欧阳三苏曾王等大量的古文，比之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只从左传、国语等选至韩柳要合理得多。这可能是受元末明初朱右“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的影响，进一步确定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他的“古文”如上文所引，确是直据胸臆，信手写来，间用口语，自然生动。茅坤(1512—1601)，字顺甫，别号鹿门，归安人，“最心折唐顺之”。并进一步肯定唐宋文。他以为一切传统名文和八家文所以动人，“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他认为一切自然、人事，“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佣目所可紊乱增葺于其间者，学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则物无逆于其心，心无不解于其物”，心物完全相印，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他强调文章家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而不只是简单地求之于“心源”，比唐顺之的说法要具体、全面。他通过《八大家文钞》的选评，更明确地表现了他对唐宋八家文的肯定和提倡。“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茅坤反对李、何等的拟古主义，也比王慎中和唐顺之更自觉。在《八大家文钞总叙》里，可以看到他是把评选八家文作为反对拟古主义
文风的一种手段来看待的。
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归有光(1506—1571)更著名。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中举，后来“八上春官不第，徒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成进士，为长兴知县。王世贞当时声势很大，他“力相排抵，目为庸妄巨子”。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比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又说：“今世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他讽刺拟古主义者“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认为文章要“如上甑馒头，一时要发，乃佳”。他的古文“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王安石)则不难抗行”。时人亦谓为“今之欧阳修也”。这些论赞显然并不恰当。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古文有自己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把生活琐事引到“载道”的“古文”中来，使古文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因而也写出一些面目清新的作品。他善于即事抒情，纡徐平淡，亲切动人，所谓“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王锡爵《归公墓志铭》)。或如王世贞晚年所称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序》)。他的著名作品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都表现这样的特点。兹举后一例如下：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盾，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吾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作者借“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回忆亲切的家庭琐事、琐谈，表达了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慨，以及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深厚感情，随事曲折，自然动人。这是归有光古文的一篇杰作，也是唐宋古文传统的一个发展。归有光大部分古文的根本缺点，恰如方苞所批评，言之无物，缺乏深广的现实内容。许多应酬之作，枯槁乏味。其文短小简洁，而过于拘谨局缩，所受八股文的影响较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