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和神话人物，大都有现实生活作基础，同时在神奇的形态下体现了作家与人民的某些美好愿望。八十一难、七十二变、各种神魔的本领都充满幻想色彩，他们使用的武器法宝都具有超自然的惊人威力：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缩小了可以藏在耳内；“芭蕉扇”能灭火焰山上的火，缩小了能够噙在口里。而且“一生必有一克”，任何武器法宝都有厉害的对手：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一变千条、飞蛇走蟒一般打向敌人；可是青牛怪却能用白森森的“金钢琢”一古脑儿套去。“芭蕉扇”能将人扇出八万四千里，孙悟空噙了“定风丹”，就能在漫天盖地的阴风前面巍然不动。这些五花八门、奇光异彩的宝贝，显然是人们为了征服自然或战胜敌人才假想出来的。在这些美丽绚烂的幻想背后，既隐现着朦胧的现实目的；而为了证明这些神物的确凿可信，又相应地神化了使用它们的人物和环境。花果山水帘洞里有孙猴子，枯松涧火云洞里有红孩儿，罗刹女住在风光秀丽的翠云山芭蕉洞，老鼠精却伏在黑气氲氲的陷空山无底洞。这就使神话人物、神话环境和各种神奇的魔法都显得和谐自然。从而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
《西游记》这一艺术特征也反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各色神魔身上，既有社会化的个性，又有超自然的神性，甚至被赋予了某些动物的特性。孙悟空的乐观大胆、敢于战斗的叛逆性格，与神的变幻不测、猴的急躁敏捷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猪八戒原是天蓬元帅，因酒醉调戏仙女获谴，错投猪胎；所以他的粗夯莽撞、好吃懒做具有猪的特色，他的贪图美色又似有“前世”渊源。狮魔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象精能用鼻卷人，老鼠精刁钻狡猾，牛魔王蛮横好斗……作者结合了原形动物的各种特点，把这些妖魔的凶恶本性写得姿态不同，面目各异。而这些神话人物间的战斗也往往真幻参半，奇正相生。仅以“二调芭蕉扇”为例，孙悟空一调不成，就趁着牛魔王别宠新欢，罗刹女思夫心切的空隙，摇身变作牛魔王，将“芭蕉扇”轻易地骗到手中。而牛魔王却又反过来钻了孙悟空得扇后胜利冲昏头脑、毫不警惕的空子，变作猪八戒，更为轻易地将扇子骗了回来。这种知己知彼的战术完全有社会的心理依据；同时又在变化不测的“神通”中达到了胜利的目的。就这样，作者把奇特的神话题材和生动的现实内容熔铸在一起，使作品既充满浪漫主义的奇思遐想，又具有细节的合理真实。
《西游记》不仅集取经故事之大成，而且有不少加工创造：如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车迟国斗法、大战红孩儿、三调芭蕉扇、误入小雷音等精彩章回，有些沿自传统的取经故事，有些则是取经故事以外的民间传说，但经作者精妙的艺术加工，就使它们面目一新，精神迥异。“平话”中的“车迟国斗圣”之于小说中的“外道弄强欺正法”；杂剧中的“过火焰山”之于小说“三调芭蕉扇”都是明显不过的例子。
“观音大士收善财童子”本来是一段民间佛教传说，杂剧中的“鬼母皈依”和小说中的“大战红孩儿”都以它为创作基础，然而小说则更见工力。杂剧把主要矛盾放在鬼母与神佛之间，而且与全剧缺乏前后照应；小说则把红孩儿与取经人的冲突当作主线，又将红孩儿改成牛魔王、罗刹女之子，如意真仙之侄，为后来借扇、取水之事安下伏笔。因而情节内容更丰富，结构也更谨严。杂剧中的红孩儿没有写出个性，本领也不大；小说中的红孩儿却能说会道、凶恶急躁，以“三昧真火”惨败大圣。这就在增加取经困难的同时，突出了孙悟空顽强不屈的性格。杂剧里也写了唐僧以“仁者爱之本”的教条逼迫悟空背负红孩儿，但没有将矛盾展开；小说则照应了前面“尸魔三戏”的师徒冲突，进一步揭示了取经人的内部矛盾和孙悟空的内心冲突，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因而这段情节就更为生色。
《西游记》中，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峻的批判艺术地结合起来，使不少章回妙趣横生，完满地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鲜明爱憎。猪八戒的塑造，就此而论，最为典型。他那些明显的缺点：好吃懒作，贪财爱色，弄巧进谗，都受到轻重不同的嘲讽。同为说谎，一牵涉到取经的根本利害，作者的态度就由善意的嘲笑急转为严峻的批判。所以就连他那过分的“老实”，也没有被轻易放过：好几回，他死在临头却按捺不住那股天生的傻劲儿，一声大笑，就泄了悟空的机密；结果耽误了救师父，还自讨苦吃。猪八戒“邪心”最多，如意算盘也最多，作者越是夸张地描写他那种愚蠢的想法，他的事与愿违也越发引人发笑。对唐僧的无能，作者只是讥笑；但当他无情地诵念紧箍咒时，作者却通过行者的无辜受苦，八戒的幸灾乐祸，妖精的逞威行暴，以及唐僧本人的自罹险难，毫不容情地进行尖锐的批判。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中心人物，是诙谐、幽默和乐观主义的化身；但对他“秉性高傲”的缺点，作者也不时安排一些局部的失败，给予善意的嘲讽。例如“二借芭蕉扇”时，作者故意让他没学到缩小扇子的口诀，结果就出现这样一副姿态：一个身长不满三尺的汉子，竟止高气扬地扛着把一丈二尺的大扇。这种不成比例的形体对比，艺术地讥讽了孙猴子的自满。
但是对那些在生活中原本就是丑恶、畸形的东西，作者却只有一片强烈的憎恨。龙婿九头虫身为恶贼，害人不浅，作者就为龙子龙父安排下斩尽杀绝的下场。杨老儿宽厚好善，并不能抵消强盗儿子人头落地的厄运；铜台府地灵县的一场官司，讽刺和揭发了刺史、禁子的贪婪凶暴；取经“要人事”则暴露了庄严法相后面隐藏着的丑恶世俗。类似这许多含意深刻的讽刺，使人很自然地在笑骂声中联想到当时社会的恶浊和腐败。
《西游记》的语言有散文，有韵语，它汲取了民间说唱和方言口语的精华。敌我交锋，经常用韵语各自表明身分；交手后，又以此渲染气氛的炽烈和紧张。在人物对话中，官话的简单明确和淮安方言的生动活泼相互融汇。如“不当人子”、“活达”、“了帐”、“断根”、“囫囵吞”、“一骨辣”这些词语，联系上下文，固然不难理解，而且别有风趣。作者写人物往往寥寥几笔便神采焕发，揭示出微妙的心理活动。如猪八戒吃人参果、狮陀国三妖设谋、孙悟空以金箍棒指挥风云雷电的描写，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
在结构上，《西游记》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中心，逐次展开情节。“大闹天宫”首先介绍了取经人物孙悟空，又埋伏下他后来取经的命运；“江流儿”的故事交代唐僧出世和取经缘起；九九八十一难所包含的四十一个小故事也都通过僧徒、神佛、妖魔间的错综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展示出来；各个小故事都相对独立，错落有致，而又因果分明：没有红孩儿的被擒就没有后来取水、调扇的战斗，没有罗刹被弃、牛魔赴宴，就演不出孙悟空变化牛魔，骗取神扇的情节。此外如佛祖给观音三个神箍而各有着落，老鼋驮经落水也早有伏笔，女人国检阅文牒，补书三徒姓名，再重述前历国名：凡此种种，无论是某段故事之内，无论是各段故事之间，都经纬分明，表现出作者在结构组织上的匠心。
《西游记》问世以后，流传甚广，影响不小。朱鼎臣删节成《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仿作《西游记传》；又有各种续书纷纷出现，互竞文采。但是象《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终难追步吴氏，自创格局；惟《西游补》一书尚有惊人之笔。
此外，《西游记》还引起人们对神怪题材的广泛兴趣，于是有借历史事件写神魔战斗的小说出现。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封神演义》等。它们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大抵缺乏先进思想作指导，人物形象也不算鲜明，没有一部能与《西游记》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