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吴承恩《西游记》以整整七回“大闹天宫”的故事开始,突出了全书战斗性的主题,同时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
  孙悟空原系破石而生的美猴王,无父无母。他纵身一跳,在那水帘洞中、铁板桥下发现了一个“洞天福地”,领着群猴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在生活。这就在社会关系上“绝对自由”。他只身泛海,访师求道,学得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这才向龙宫强索得宝盔金箍棒,去冥府硬勾掉生死簿上名,终于也超越自然规律的局限,而“绝对自由”。这一美妙的遐想,不消说,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游记》的主要思想早在前七回就已经奠定了。而历史上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的农民战争,则构成这一幻想情节的现实基础。孙猴子打乱了“三界”的秩序,龙王、阎王上告天廷。玉帝“遣将擒拿”不成,又来“降旨招安”,进行欺骗,反被孙悟空识破诡计,一叛再叛,直“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定要玉帝让出天宫,“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一方面是追求自由的“妖界”英雄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另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神权统治以镇压来维持秩序。这正是封建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神话中的再现。孙悟空生气勃勃的反抗斗争,在厂卫横行、民不聊生的嘉靖朝代,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人们意味深长的启示;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憎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并把希望深深寄予“豪杰之士”的思想(参看《秦玺》)。
  但是,宗教势力维护着封建统治,如来的掌心保全了玉帝的皇位,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它寓言般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人民斗争失败的历史悲剧,表现了“佛法无边”和封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还不能突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
  第八回至十二回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徵斩龙,唐僧出世等故事,交代取经的缘起。
  从十三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被迫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取经,在八戒、沙僧协助下,一路斩妖除怪,到西天成了“正果”。作品也转入了另一个主题。唐僧取经本来是《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的本事。作者在小说中利用它来作为描写克服八十一难的一条引线。在作品的实际描写中,取经这个目的,远不如达到这一目的而表现出的顽强斗争精神来得重要。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和妖魔的斗争不只是为了保护唐僧,而且也是为民除害。这些妖魔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它们不仅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还象征着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给下界百姓带来无限祸害与灾难。它们与神佛的关系十分微妙:神下凡可以为魔,魔升天仍能作神。如黄袍怪是“二十八宿”之一,金角、银角大王是李老君的守炉二童,黄眉大王是弥勒佛的司磬童子,九头狮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它们的法宝又都是从神佛那儿来的。它们得以私自逃入人间,正说明神佛统治的腐朽和天界秩序的紊乱。有时,神佛也有意无意地驱遣妖魔下界,其目的固然为了考验取经四众的虔心,强调“正果”的来之不易;同时却也常包含着不少自私的目的:或为报私仇、逞私欲,得血食,或者通过一纵一擒赢得下界人民的虔信。神佛之所以要帮助除妖,一来因为取经事业在根本上符合上天的利益,二来也是为了在悟空棒喝之际庇护各种家妖,免得这些侍从爪牙既丧失性命,又丢掉各种法宝。值得注意的是,死在棒下的只是些没有反台的野怪。而最有意思的是,孙悟空大战牛魔王,即将得胜,各种神佛却一反前例,不请自来,以唾手之劳将牛魔王收上天去,扩充自己的力量。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神佛对妖魔的需要。《西游记》里的多数妖魔都和神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孙悟空的抗魔斗争,也可以看作是对神佛的间接斗争。就在这无数充满斗争的幻想情节中,意味深长地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恶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乐观精神,相当曲折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
  至于如何对待妖魔,取经人也各持不同态度:孙悟空要求针锋相对、彻底剿灭;唐僧总想避开锋芒、妥协苟安;猪八戒后顾之忧最多,事到临头才勉强背城一战。作者既肯定他们目的的基本一致,却也明白地揭示了彼此的尖锐矛盾。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具体描绘中,表现出鲜明的与恶势力斗争的倾向,其鉴戒意味是很深的。
  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下九个人间国度,明显地针对时事进行嘲讽。明世宗崇尚道教,方士擅权,“干挠政事,牵引群邪”(张忡《论时政疏》)。他们已成为无恶不作的特权阶层,因而在《西游记》中也就没有好道士。例如写乌鸡国道士夺位,车迟国佞道灭佛,比丘国妖道惑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但作者也和明代一般士大夫一样,仅仅把锋芒直接指向道士,对皇帝,则旨在规劝;所以书中的那些昏君暴帝一经事实教训,便都能翻然悔悟。这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大闹天宫”突出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品格。“西天取经”表彰他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精神。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后,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的镇压,被唐僧放出,同往西天。他已不再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头戴紧箍,身穿虎皮裙,专为人间解除魔难的英雄。作者在承认这种处境变化的前提下,从另一方面,即抗魔斗争中,歌颂了他的战斗精神。在重重困难之前顽强不屈,随机应变,就是镇魔者孙悟空的主要特征。红孩儿捏紧拳头,口吐“三昧真火”,烧得他九死一生;他依然抖擞精神,强行索战。小雷音群神被擒,孙悟空却孤军深入,仍旧与恶魔相斗。他又善于变化,以假为真,把妖精愚弄得不知所以。他经常变作焦燎虫、小蝇子钻到妖洞里去摸底,或者化为妖精的母亲、丈夫去欺骗它们。他好几次运用钻肠入肚的方法反败为胜。例如狮魔张口来吞,他立时顺水推舟,在它肚子里“跌四平、踢飞脚”,“打秋千、竖蜻蜓”,疼得狮魔满地打滚,满口求饶。等他决定钻出来时,知道妖精乘机要咬,便机警地先用金箍棒探路,反叫它迸碎了门牙。他跟妖精纠缠得越久,经验也越丰富,斗志也越昂扬。比起八戒、沙僧来,孙悟空是最得力的护法弟子。
  然而孙悟空的性格仍有其前后一致的地方。这除了抗魔的英勇顽强外,还表现在他对神佛的桀骜不驯上。参加取经,他先讲条件,观音菩萨才答应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取经途中,他经常驱遣山神土地、四海龙王、值日功曹前来效劳,稍有拂逆,那就要“伸过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仅仅为欺骗两个小妖,他便要玉帝闭天,“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所以连玉帝也无可奈何地“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终于答应他“犯上”的要挟。对慈悲的观音,孙悟空敢骂她“惫懒”,咒她“一世无夫”;对庄严的佛祖,他敢说是“妖精的外甥”。而他那种斩尽杀绝的斗争风度,更直接抵触了佛教的戒律。这位“西天取经”的孙悟空还屡屡以“大闹天宫”的历史为荣,但最忌讳别人提起“弼马温”的旧名。因此可以认为,孙悟空前后的命运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在性格上却自有一致之处。
  《西游记》中的唐僧保留着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一面。他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明知西行途中“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仍然然束装前进。女人国逼配,灭法国受阻,地灵县斋僧……九九八十一难没有挫败他取经的信念,美色与富贵也不能动摇他西行的决心。惟其如此,那三个桀骜不驯的徒弟才能一意同行,没有拆散这小小的取经队伍。
  但是吴承恩笔下的唐僧,比历来取经故事中的形象更有创造性的发展。在唐僧身上,封建儒士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讽刺性地得到了统一。他一碰上妖魔,就吓得滚下马鞍,涕泪交流;离开徒弟,连一餐素饭也无法捞到,以致悟空时时称他是“脓包”。遇到大小神佛,他一概顶礼膜拜,不问真假;朝见各国君王,他统统山呼万岁,无论贤否。八戒在天竺国好心好意高声唱喏,惊了王子;唐僧就板起面孔教训:“‘物有几等物,人有几等人’,如何不分个贵贱!”对那些口口声声要吃唐僧肉的妖魔,他也想慈悲相待。可是保护他的孙悟空,只要主动寻妖除怪,就被他骂作“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原来他自己害怕妖精,又怕别人去斗,去杀,会惹出祸来。为了阻挠孙悟空抗魔,他动辄闭起眼睛大念紧箍咒,结果使悟空受尽痛苦,自己也反而招来灾殃。然而这位对“顽徒”很有办法的高僧,在妖精面前却总是毫无办法。“玄英洞唐僧供状”一回写他在妖精威逼下,被虎得“战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饶命,饶命!’”!他有问必答,毫不迟延,大泄悟空的底。为了讨好妖精,他甚至当场骂悟空“不知好歹”。正是通过这种性格对比,作者大大肯定了孙悟空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唐僧向恶势力屈服的软弱态度。这一思想高度,是以前任何取经故事所无法企及的。猪八戒是全书最重要的陪衬人物,他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引人发笑的东西。这一夯汉,保存着不少小私有者的特色。他的优缺点都在粗鲁憨直的形态下暴露无遗。取经途中的重活、脏活都由他干。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清除稀柿同没他不行。这一切,却正是那位“秉性高傲”的哥哥不屑一顾的。对妖精,他从不求情,即使挂在牛皮袋里等死,也照样骂不绝口。这一点,又胜过唐僧。
  然而猪八戒身上的缺点还是十分明显的。他好吃贪色、喜爱财礼,多次因此几误取经大事。甚至在路上,他还攒私房,央银匠煎块四钱六分重的银子,塞在耳朵眼里,到底被行者化成勾命鬼诈了出来。他能劳动,却极懒惰,让他巡山,他偷睡大觉;因此在许多场合,总是弄巧成拙。他有时也爱弄玄虚,耍耍鬼,扯扯谎;但那种猪八戒式的聪明,却往往一下就露了相,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滑稽场面。象“三藏不忘本,少圣试禅心”一回便是典型的例子:猪八戒女婿没作成,反被“绷巴吊拷”在大树上。正因孙悟空经常使他当众出丑,所以他心怀不满,几次不顾大局,挑唆师父驱逐“泼猴子”。可是一遇到妖精逞威,唐僧被擒,自己对付不了时,他又只得请求悟空回来。这种种严重缺点就使他成为取经四众中最不坚定的人。他要以在激烈的战斗里,假借出恭,逃避斗争;然而战局将定的时候,他又怕孙悟空独占头功,连忙赶来筑上几耙;一旦形势险恶,闹着分行李散伙的是他,要回高老庄找浑家的也是他。但因他生性憨直,作者在大力批判之后,仍让他走完取经的路,成了“正果”。
  《西游记》除了这几个主要形象之外,还用大笔勾勒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一片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士和一批各具体态的神魔形象。象玉帝、太白金星、太上老君等,明显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统治者的某些特点:色厉内荏、暴虐诡谲、千方百计地镇压、欺骗反抗自己的人。对西天的诸佛菩萨,作者的基本态度是肯定的;但是并不妨碍他在卷末对佛教的一片赞颂声中,特意安排下阿傩、迦叶“要人事”的场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祖写成一个创业守成、传子传孙的老财主。在一个宗教题材的故事里,居然讽刺教主,这又是作者相当大胆的尝试。至于妖魔鬼怪虽只有几笔漫画,依然轮廓鲜明:青狮怪的愚蠢凶狠、大鹏怪的阴险狡猾、九头虫的残忍粗暴都各具特色。这些形形色色的“大王”、“将军”,或潜伏水府,或盘踞山洞,或幻化人形,大都称霸一方,残害生灵。红孩儿把一批穷神剥削得“混无裆,裤无口”,手下的小妖还要“常例钱”。通天河的金鱼怪要吃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又须猪羊供醴,否则就给村民降祸生灾。它们固然给取经事业增添许多障碍,同时也使人联想到封建社会中土豪恶霸的种种罪恶。
  唐僧取经原是宣扬佛教功德的讲经故事,虽在民间流传与作家创作过程中逐步加入了很多进步内容。然而在《西游记》里仍有不少赞颂佛祖功德无量,法力无边,宣扬宿命论的思想内容。一难方除,几乎总有个神佛下来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道理。九九八十一难是定数,少了还得补。至于作者在明代三教并峙的现实影响下,为调和教派冲突而提出的“三教合一”的主张,只能起麻痹人民的作用。由于这种思想起了消极作用,艺术上也出现了败笔:在八十一难中已有强拼硬凑的情节。到西天日近之时,连孙悟空的性格也起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信口谈禅,甚至在凤仙郡求雨之际,还大肆宣传“人有善念,天必从之”的教条,对玉帝表现了反常的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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