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中叶以后，戏曲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较为明显，除徐渭、汤显祖外，还有《东郭记》、《醉乡记》的作者孙仁孺，《红梅记》的作者周朝俊，他们的作品同样表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孙仁孺一名钟龄，明万历、崇祯间人。他在《醉乡记》的第一出里说“婚宦因循，镇日如聋哑”，可想见他在仕途上的挫折和对现实的不满。《东郭记》借用《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的故事作架子，增加了淳于髡、王灌、陈仲子等人的活动，借古喻今，可说是明末官场的“百丑图”。剧中的齐人到东郭蟠间乞食回来，还向妻妾吹嘘。当他的扯谎被拆穿时，又说：“这是俺玩世之意，汝辈妇人女子耳，焉知大丈夫行事乎?”可是这样的丑类后来却成为齐国出将入相的上卿。王灌靠偷窃得来的钱行贿，步步向上爬。淳于髡则靠滑稽刍媚，博得齐王的欢心。陈贾、景丑之徒更拔掉胡子扮作妇人，来讨好王灌。通过这些漫画化的描绘，尖锐讽刺了当时“贿赂公行，廉耻丧尽”的社会现实。作者借绵驹的口说：“近来齐国的风俗一发不好，做官的便是圣人，有钱的便是贤者。”他又借淳于髡的口说：“闻得个君王喜隐，好为淫乐，沉湎不治，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家危亡在于旦夕。”可见在剧中种种漫画化的人物形象的后面，是隐现着一个愤世忧国的严肃主题的。
他的《醉乡记》写才气纵横的乌有生和毛颖等漫游醉乡，受鳖相公的挑剔和文魔等五鬼的折磨，结果那卓文君的妹子看不上乌有生，却嫁给白一丁；韩愈当主考，欧阳修作阅卷官，没有录取乌有生，却高中了铜士臭。它同样是运用幻想、夸张的手法，对现实进行辛辣的讽刺。但作品里同时流露了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思想。
周朝俊，字夷玉，明末鄞县人。他的《红梅记》是根据南宋末年有关贾似道的传说写成的。贾似道凭借他的权臣地位，可以占有数不清的姬妾；而李慧娘仅仅在伴游西湖时赞美一声书生裴舜卿，就丧身在贾似道的剑下，这已经血淋淋地揭露封建统治者的凶残。后来贾似道又想霸占少女卢昭容，裴舜卿仗义相救，为贾似道所陷害。这时李慧娘的鬼魂挺身而出，在刀光闪闪中救出了裴舜卿。最后，当贾似道拷问众妾时，她更大闹贾府，保护和她处在同受迫害地位的诸姊妹，表现了对受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坚决反抗。当贾似道在《鬼辩》出说要牒送李慧娘到酆都城受苦时，李慧娘冷笑说：“笑君王一时错认好平章，阴司里却全然不睬贼丞相。”这里作者正是把阴司看作比较合理的另一世界来驰骋他丰富的想像，它和徐渭、汤显祖的部分作品有其共同之处。当然戏曲里的鬼魂形象，总是在承认有鬼神，有冥界的迷信思想之下进行构思的。但出现在《牡丹亭》、《红梅记》等作品里的女鬼形象，依然和那些宣扬封建迷信的鬼神形象有别；因为它们还是曲折表达了人民的某些愿望，如对爱情幸福的追求，对权奸的惩罚等等的。《红梅记》还结合南宋末年的情势，展现了封建王朝走向没落时期的广阔画面：在重重剥削之下，无数农民、商人已活不下去，而王朝官吏的贪污腐化却有加无已；敌人兵临城下，国家亡在旦夕，守边将帅仍只知寻钱，只想投降。这些描绘结合李慧娘、裴舜卿等对贾似道的斗争，表现作家的民主思想。作品写裴舜卿因折红梅与卢昭容相识，经过种种波折终成夫妇，不脱一般才子佳人戏的常调，而且和李慧娘、裴舜卿一线的戏结合不紧，因此后来在舞台演出时往往略去了。
晚明传奇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才子佳人戏，关目既多彼此沿袭，曲白也多滥调陈词。徐复祚的《红梨记》写书生赵汝州与妓女谢素秋的爱情故事；高濂的《玉簪记》写书生潘必正与女道士陈妙常的爱情故事。这些戏都根据元代以来长期流传的舞台演出本改写，成就较高。《玉簪记》的《琴挑》、《偷诗》、《姑阻》、《秋江》等出写得较出色，到今天还经常演出，为观众所喜爱。
比之当时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戏，孟称舜的《节义鸳鸯冢娇红记》闪耀着新的思想与艺术的光辉。《娇红记》的故事是人们早就熟悉的，但作者写王娇娘、申纯的斗争有鲜明的思想倾向。王娇娘认为人生大幸无过夫妻的美满结合，而所配非人则终身怀恨，因此聪俊女子宁愿学卓文君的自求良偶；如果不达目的，即以身殉情，亦所不恨。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她主动地选择了自己的知心配偶——申纯。而当她父亲为了家门的利益要把她嫁给豪门子弟时，她和申生就不顾当时一切世俗的成见，如父母的深恩、功名富贵的前程等，而毫无怨悔地双双殉情，以死来抗议封建社会对青年人美好愿望的扼杀。它和《牡丹亭》写杜丽娘为了追求梦中的情人，出生入死，不达目的不休，精神上是一致的。在艺术上，作者写娇娘与申纯由认识而产生爱情，中间几经波折，彼此认识加深，情爱愈挚。后来良缘成空，彼此仍心心相印，决不相负，都从实境实情出发，通过动人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它表现了《牡丹亭》以后爱情戏的一个新的转折——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
明末部分的戏曲作家有意识地改变了前期作家人物故事陈陈相因的形式主义倾向，但同时又出现了片面追求情节离奇巧合的形式主义倾向。它从沈景的《红蕖记》开始，到阮大铖的《春灯谜》而达到顶点。他们没有想到事物的偶然性是在现实情境与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情势之下出现的，而主观臆造地利用姓名相近、面貌相似或女扮男装、男生女相来制造各种离奇巧合的情节，这就使剧情发展缺乏现实的根据，丧失了艺术作品所应有的真实性。吴炳的戏曲在追求情节的巧合方面和阮大铖相似，但有个别写得较好的喜剧，如《绿牡丹》。
由于戏曲创作的繁荣，晚明在戏曲整理与出版方面也有显著成绩。臧懋循的《元曲选》、毛晋的《六十种曲》、沈泰的《盛明杂剧》，以及《词林一枝》、《摘锦奇音》等通俗戏曲选刻本的流传，对后来的戏曲创作与演出都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