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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以沈景为代表的吴江派著书立说，片面强调音韵、格律的时候，汤显祖创造性地继承了唐人小说和元人杂剧的优良传统，写出了“临川四梦”传奇，对当时的戏曲作出杰出的贡献。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出身于江西临川一个“书香”人家。他早年即有文名，由于不肯阿附权贵，直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在南京做一名太常博士的闲官。这时明王朝建立已经两百多年，封建统治阶级愈来愈暴露它的腐朽性，官吏贪污，税监横行，给人民带来无数的灾难。万历十六年(1588)，南京在连年的灾荒之后发生大疫，“白骨蔽江下”，而一个到江南救灾的使臣却在饱受地方官吏的贿赂之后得到提升。汤显祖少年时就希望为国家作一番事业，面对这种残酷现实，终于投袂而起，在万历十九年上疏抨击朝廷大臣，因此贬官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做典史。后来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为人民驱除虎害，压制强豪，还在除夕放囚犯回去和家人团聚。可是这些措施却遭到地方封建势力的反对和上级官吏的挑剔。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终于怀着满腔悲愤，弃官归临川，并在这一年完成他的代表著作《牡丹亭》。此后家居十八年，主要是过着读书著作、教子养亲的生活。这时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反税监的斗争和明王朝内部的派系斗争都更趋尖锐，一些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如邹元标、李三才、李贽等，先后受到打击或迫害。他在诗文里依然表现对他们政治活动的关心。汤显祖在政治上既一再受到挫折，就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戏曲创作上。他在《答李乃始》的信里说：“自伤名第卑远，绝于史氏之观，徒蹇浅零碎，为民间小作，亦何关人世，而必欲其传。”正流露了这种心情。他的《邯郸记》、《南柯记》继《紫钗记》、《牡丹亭》之后刊行，并在各地演出。一些不同流派的戏曲作家，从他们本身的艺术趣味出发，却纷纷加以修改，并批评他的戏曲不合音律。他对那些任意删改他的戏曲的吴江派作家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在给吕姜山的信里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这是对于吴江派理论有力的回击。他的《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诗：“醉汉琼筵风味殊，通仙铁笛海云孤。纵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明初朱权以“京筵醉客”形容关汉卿的戏曲。汤显祖在这里正是以继承元人杂剧的优秀传统自居，而讽刺那些改窜者是把那最能表现王维风格特征的雪里芭蕉图改坏了。
汤显祖少年时期就从他的老师罗汝芳那里接受了王学左派的思想影响。这一派学者认为“百姓日用即道”，带有比较浓厚的平民色彩。后来在南京任官，倾心佩服当时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汤显祖崇尚真性情而反对假道学。他说：“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答王宇泰太史》)又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这就是从一般人情出发反对理学家维护封建秩序的一套理论。他还推重有生气的奇士，如陈亮、辛弃疾等人物(参看《序丘毛伯稿》及《寄胶州赵玄冲》)，肯定历史上的霸才，将管仲、商鞅的霸业和伊尹、周公的事业并提(《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而鄙薄当时的士大夫，以为“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答马心易》)。这在精神上也和王学左派的思想息息相通。
政治上汤显祖和早期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是好朋友，从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批评朝政时有着共同的立场。文艺上他和徐渭及公安袁氏兄弟站在一起，提倡性灵而反对模拟。他称许《四声猿》为“词场飞将”，并表示“安得生致文长而拔其舌”，可想见他对徐渭的戏曲的倾倒。
汤显祖早年就喜欢看佛道两家的书，受佛家的思想影响更深。晚年因政治上失意和爱子的夭折，消极出世的思想有所滋长，这在他的《邯郸记》、《南柯记》及部分诗文里都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