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明初到中叶的戏剧

  明初杂剧作家较多,据《太和正音谱》记载,有刘东生、王子一、贾仲名等十六人。但除杨景言的《西游记》杂剧写三藏法师取经故事,对后来神话小说《西游记》有影响外,其他作家既少直接反映现实或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就是他们写得最多的爱情戏,如刘东生的《娇红记》、王子一的《误入桃源》、贾仲名的《铁拐李度金童玉女》,也大都不脱金童玉女落凡、太白金星指点等俗套。至于擅名一时的朱有敦(1379—1439)《诚斋乐府》,以大量神仙庆寿、美人赏花的戏曲来点缀豪门贵族的生活,内容更少可取。宁献王朱权(1378—1449)著的《太和正音谱》和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对研究元及明初杂剧有重要的价值。传奇戏从《琵琶记》出现以后,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愈益严重,到成化年间(1465—1487),号称理学名臣的丘睿作《五伦全备记》,虚构了伍伦全、伍伦备兄弟和他一家的遭际,表现了剧中人物怎样死心塌地地按照封建道德教条行事。剧中许多唱词说白充满封建说教意味,第三出里四支〈金字经〉甚至全用《论语》的句子写成。邵灿在《五伦香囊记》的第一出里自称“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可说是《五伦全备记》的复制品。此外如《冯京三元记》写冯商积累“阴德”,感动上帝,生子连中三元;《商辂三元记》写秦雪梅守节抚孤,长大后连中三元,也都是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
  为了使戏剧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明代法律一面禁止在舞台上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先圣先贤的形象,保持这些封建偶像的“尊严”;一面鼓励那些“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为他们宣传因果迷信及封建道德观念(《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丘睿在《五伦全备记》的《付末开场》里有一段自白。
  这三纲五伦,人人皆有,家家都备。只是人在世间,被那物欲牵引,私意遮蔽了,所以为子有不孝的,为臣有不忠的……是以圣贤出来,做出经书,教人习读,做出诗书,教人歌诵,无非劝化世人,使他个个都习五伦的道理。然经书却是论说道理,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曾见古时老先生,每说“古人之诗如今人之歌曲”。……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觉。但他做的多是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非惟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败坏了风俗。……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
  这段话是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全面地体现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要利用戏剧为他们服务的观点。由于明代前期封建经济继续有所发展,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也有利于这种戏剧观点的形成和扩大影响。就这样,从明初到中叶的百多年间,剧坛上一直泛滥着一股“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徐渭《南词叙录》:“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时文即指当时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它规定只能代圣贤立言,而不许作者有自己的想法。),戏曲创作也同诗文、小说等一样,长期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
  和明代前期剧坛上泛滥着“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的同时,继承前代戏曲优秀传统的作品,如经过明人改编的《南西厢》、《幽闺记》,描写历史英雄故事的《古城记》、《草庐记》、《金貂记》,描写水浒故事的《木梳记》等,依然在民间流行。这些民间流行的戏曲大都爱憎分明,语言朴素,舞台影响深远。它们和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以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共同为明中叶以后戏曲创作的转向繁荣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上的借鉴。
  从明初到中叶,经过比较长期的稳定,国内各大都市,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既为明中叶时期戏曲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明中叶以后出现的王学左派思想,也打破程朱理学的长期统治,为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戏剧的产生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尊《琵琶记》,而王学左派的思想家李贽却认为《西厢记》、《拜月亭》的成就在《琵琶记》之上。元人杂剧里所艳称的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故事在《破窑记》里已被贬低(见第二十一出),到《香囊记》里更说她“遗臭千年未泯”(见第三十六出),而李贽却称许她是“善择佳配”。这些被统治阶级看作“异端”的思想,直接促进了明中叶后一些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戏曲的产生。
  明中叶出现的比较有成就的戏曲作家有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他们都是在统治集团里被排挤出来的人物,从而对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多少有所认识。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陕西雩县人。康海(1475—1540)字德涵,陕西武功县人。他们都是弘治中进士,在正德初年免官回乡。王九思的《杜甫游春》杂剧,写杜甫在安史乱后出游曲江,痛骂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坏了朝纲”,流露了作者对当时执政大臣的不满。比之明初那些为亲王贵族歌舞升平的戏曲,已经前进了一步;但作品里的杜甫实际是作者的化身,它远不能表现这位伟大诗人的精神面貌。康海的《中山狼》杂剧相传是为讽刺李梦阳写的(参看《曲海总目提要》卷五)。作品写东郭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被赵简子射伤的中山狼藏在书囊里,避过了赵简子的搜查;可是当中山狼出囊之后,反说东郭先生是假意救它,实际是要害了它的性命,连原来东郭先生在赵简子面前替它辩护的话都成了他的罪状。这就深刻地揭露了狼的本性,不管你对它怎样慈悲,它总是要吃人的。作品还写东郭先生在受尽狼的威胁之后,当杖藜老人把它骗进书囊要杀死它时,他又动了恻隐之心说:“虽然是它负了俺,俺却不忍杀了它也。”这就辛辣地讽刺了这个书呆子的温情,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全剧关目紧凑,语言本色而流畅。狼、老杏、老牛的开腔说话,情态逼真,使作品饶有童话意味,这在古典戏曲里是少见的。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县人,曾任太常寺少卿,后因不满朝政,自请罢官。他平生爱好词曲,现传有《宝剑记》。《宝剑记》写北宋禁军教头林冲上疏弹劾奸臣童贯、高俅,被高俅以借看宝剑为名,设计陷害,逼上梁山,最后仍受招安,同被高衙内迫害的妻子张贞娘团圆。传奇通过林冲和高俅之间的斗争,曲折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同时抒发了作者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心情。他写林冲的两次上疏和张贞娘为夫击鼓鸣冤,在水浒故事里并无根据,倒更象后来《鸣凤记》里有关杨椒山夫妇的描写。《水浒传》写一个丝毫不想反抗王朝的林冲终于走向坚决反抗的道路,树立一个草莽英雄的形象,并深刻揭露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宝剑记》写林冲受尽迫害,对宋王朝始终存在幻想,且终于为了忠孝两全,受诏招安,这就把这个草莽英雄的性格士大夫化了。然而这作品在《五伦全备记》、《五伦香囊记》等传奇正在流行的时期出现,内容既有一定的现实性,曲词也比较清畅,不象当时有些文人的作品,过分追求典丽,因此对当时的戏剧创作依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剧中《夜奔》一场是歌场传唱之作,下面二支曲子比较真切地抒写了一个在统治集团里饱受打击被迫逃亡者的心情。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的忠和孝。
  ——〈双调·新水令〉
  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急步荒郊。身轻不惮路迢遥,心忙只恐人惊觉。魄散魂消,魄散魂消,叹红尘误了五陵年少。
  ——〈驻马听〉
  后来万历年间的戏曲家陈与郊改编《宝剑记》为《灵宝刀》,在林冲被诬的部分恢复了《水浒传》的原来面目,保留了原记里贞娘击鼓鸣冤、锦儿代嫁等情节和部分曲词,又增加了宋徽宗带妓女李师师游万岁山、李逵在寿张县坐衙判案等饶有讽刺意味的情节,比原记确是提高了,虽然结尾还是摆脱不了招安受封的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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