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台阁体和茶陵诗派

  在永乐、弘治前后,诗坛上出现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
  三杨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先后官至大学士。所作诗歌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他们以太平宰相的地位,除撰写朝廷诏令奏议之外,大量写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的诗歌。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其实陈陈相因,极度平庸乏味。当时追随他们的人很多,一般追求利禄的文人在未中进士前致力于八股文,得官以后,就模仿“台阁体”,逢迎应酬。这种诗风先后流行了一百年左右。
  与“台阁体”流行的同时,值得提起的唯一诗人是于谦。他的作品内容风格都和台阁体成为鲜明的对照。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历任山西、河南各地巡抚,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土木之役”,英宗被俘,蒙古瓦剌部军进逼北京,以英宗为要胁,于谦坚决主战。后来英宗还朝复位,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将他处死。
  于谦是一个民族英雄,也是关怀人民的政治家,写诗只是他的余事。但是他爱国忧民的心怀,却在诗中有鲜明的表现。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种甘愿为祖国人民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咏煤炭》七律中也有同样动人的表现。
  英宗正统以后,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于谦作为地方官吏,经常在巡按视察途中写下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例如: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荒村》
  田舍翁,老更勤,种田何管苦与辛。鸡皮鹤发十指秃,日向田间耕且属。雨扬时苦得秋成,敢望肥甘充口腹?但愿公家无负租,免使儿孙受凌辱。吏不敲门犬不惊,老稚团栾贫亦足。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田舍翁,君莫欺,暗中俊剥民膏脂,人虽不语天自知。
  ——《田舍翁》
  前诗中地方官一面逼人民卖儿女纳粮,一面又讨好上司,掩盖灾情,揭露的矛盾相当深刻。后诗中写“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的老农们那点最低限度的生活愿望,他使我们可以想到当时农民苦难的深重。
  他也写了一系列的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的诗篇,在《出塞》诗里他歌颂“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凌云壮志,以及他们“不愿千金万户侯”的无私精神。在《夜坐念边事》里,他殷切地期待军中出现英雄人材:“安知天下无三杰,但愿军中有一韩。”他还亲自用民歌形式替战士们编写了《从军五更转》。可惜他五十岁以后抗敌战争最危急时期的诗很少保留下来。
  在一些平常抒情诗里,也处处流露他尽瘁为国,忘我无私的精神。在《寄内》中他一面感谢和安慰妻子,一面说明国事的重要。写旅途即景的《平阳道中》一诗里,他“听说平阳米价低”,流露出一线的欣慰。在《上太行》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他两鬓霜华,风尘仆仆为国事奔走的形影。
  他的诗往往是随手写成,不计工拙的。繁重的军政事务也不允许他在写诗上苦吟推敲。所以他的诗艺术上也有缺点,有时失之平直散缓,有的篇章不完整,有的是简单改用前人章法词句,但他这些诗的内容价值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比于谦约晚五十年的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人物,他在明前期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湖南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少师、大学士。在成化、弘治年间,他以台阁大臣地位,主持诗坛,颇有声望。他论诗的艺术观点多半是附和严羽,但在谈论诗歌音调的轻重、清浊、高下、缓急,以及作诗用字的虚实、结构的起承转合,多少有一点自己的体会。他强调宗法杜甫,也更多是从音调、法度着眼。这些观点对前后七子有明显的影响。他论诗有标榜台阁体倾向,创作上也未脱台阁体气息。他“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生活思想都很贫乏。“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费司业廷言留饮题壁》),“忧国只低书卷里,放朝长忆漏声中”(《立秋雨不止再和师召》),正是他的自我写照。他的名作《拟古乐府》,实际是以乐府诗体作史论,道学气味很浓。只有少数抒情诗还比较可读。例如《寄彭民望》: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彭民望是他同派的诗人,诗中对彭沈沦不遇深表同情。和他同派的诗人还有谢铎、张泰、陆弋,以及他的门生邵宝、何孟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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