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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早年师事元代古文家柳贯、黄晋、吴莱，负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征为翰林院编修，他固辞，入山为道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明开国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任元史总裁。后因事牵连贬四川茂州，死于途中。
宋濂是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文人。明朝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开国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专长散文，集中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一部分传记文。他的《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杜环小传》都是比较著名的作品。《秦士录》中的邓弼是一个文武兼长而怀才不遇的人物，宋濂以同情之笔描述了他磊落的性格，坎坷的命运。王冕那种豪放而孤傲的性格在他笔下也写得颇有生气。李疑、杜环的传记则在表现这两个下层人物扶病济贫、舍己为人的侠义品质中，鞭挞了社会上某些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记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何独为倡耶?”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与母约曰：“媪能宽我，不脂泽不荤肉则可尔，否则有死而已。”母惧，阳从之。自是缟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询筵中无恶少年乃行。未行，复遣人觇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亵语加焉。李至，歌道家游仙辞数阕，俨然默坐。或有狎之，辄拂袖径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
这个不幸生长倡门的少女，能断然拒绝一切繁华生活的诱惑，在被迫卖艺谋生时，能坚强地保持自己的尊严，的确是风尘中一个难能可贵的人物。“记”的后段写她誓死抗拒县令的侮辱以及她出嫁后与丈夫共同遇难殉节的行为，正是她平时这种朴素本色的坚贞品格的必然结果。她的坚贞和封建道德的贞节也有本质的差别。宋濂有一篇《题李节妇传后》一方面承认“妇人以节称乃其至不幸也”；同时也指出：“妇人以节旌者固多，而其事则殊：有慕夫家富贵而不忍去者，有年壮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盗名以欺世者。”宋濂是一个理学家，他写过不少充满封建陈腐气味的贞节妇女传记。这两篇文章所歌颂、所揭露的内容和他维护名教的动机是有矛盾的。他的传记在艺术上也具有特色。他刻画人物，往往是抓住一些委曲具体的细节来突出性格，对话也比较注意个性化，虽然渲染不多，仍给人较强的感染。
他的写景文不多，但《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等篇，笔致简洁清秀，近似欧阳修。如后篇写亭外竹林，“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就是很美的片段。
宋濂论文力主宗经，他的《文原》强调说“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又说“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对司马迁、班固颇有微辞。在《徐教授文集序》里，他更把违背“温柔敦厚”传统的各种风格题材的文章，无论是“扬沙走石，飘忽奔放”，“牛鬼蛇神，危诞不经”，“桑间濮上，危弦促管”，或是“情缘愤怒，辞专讥讪”的文章，都认为“非文也”。这显然是发挥理学家文论并配合朱元璋文化统治政策的言论。但他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在另一些文章中对司马迁散文有高度的赞美，甚至对专学李贺“牛鬼蛇神”的杨维桢，也说了一些好话。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官至浙东行省郎中，后受排斥去官归里。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受朱元璋征召，深受倚重，成为开国功臣之一。后被朱元璋毒害。
他是诗文兼长的作家。他在元末写的《郁离子》用寓言形式表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他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导，但也融合了道家、法家的某些观点。在“天地之盗”一章中他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这是积极地鼓励人们利用自然来发展生产。他又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剥削，于是“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他又提出缓和剥削压迫以发展生产的主张，“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这在古代，的确是相当杰出的思想。在“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里，他发展了庄子“狙公赋茅”寓言的思想，揭穿了统治阶级欺骗、剥削、压迫人民，必然要遭到觉悟的人民的反对：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垂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刘基的《郁离子》写于农民起义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期，这一段寓言正反映这个历史时期的现实。在“郁离子之马孳得抉提”、“穆天子得八骏”等章中，他也揭露了元朝以种族分等用人政策的不合理，势必自取灭亡。刘基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人，他之所以说出这些话，只是为了向统治阶级敲起警钟，决不是为人民说话。在“郁离子曰：劝天下之作乱者”等章中，他就向统治者献纳了镇压农民起义的策略。他后来入明，作为“佐命功臣”，也极力劝导朱元璋离开农民立场，保卫地主阶级利益。
和《郁离子》的深奥复杂的内容不同，他也写过一些较为浅近的寓言杂文，在著名的《卖柑者言》中，他揭露了元代那些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在《师子图说》中他说明了“人不能灵其灵，不惟不能以扰兽，而反食于兽”的道理。
他的诗也有较高的成就。他有一篇长达一千二百多字的《二鬼》诗，写管理日月的两个鬼结邻和郁仪被暂放人间，五十年不得相见。后来宇宙发生变乱，他们才相会相约要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北极。“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引顽嚣，入矩规”。不料上帝认为他们泄漏了天机，派飞天神王捉住他们，“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麋”。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等待天帝息怒释疑，重回天上同游。诗中二鬼是比喻他自己和宋濂，诗的内容是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夸张他们要在动乱中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幻想，也表现了他们受朱元璋牢笼豢养，抱负无法充分施展的苦闷。这篇诗受韩愈《双鸟》的启发，风格也接近韩愈、卢同《月蚀诗》，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此外，他的乐府诗《筑城词》、《畦桑词》、《买马词》等篇，或表示对时事的忧虑，或讽刺政令繁苛，重敛伤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语言亦质朴通俗。
他的诗文佳作，多半写于元末，佐命以后作品除《二鬼》外，多叹老伤怀之作，早年那种飞扬豪迈的气概，几乎看不见了。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洪武二年召入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三年坚辞户部侍郎，退隐青丘，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终于借苏州刺史魏观案件把他腰斩于南京。
他的诗歌，众体兼长。摹拟取法，不限于一代一家。虽然因为死于壮年，未能熔铸洗炼，自成一家，内容也不够广阔深厚。但才华横溢，清新超拔，不愧为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他的乐府诗中有不少作品接触到农村现实生活，虽然揭露阶级矛盾远不及白居易、张籍那样鲜明有力，但描写农村生活，颇有朴素真实的风土气息。如《养蚕词》：
东家西家罢来往，晴日深窗风雨响。三眠蚕起食叶多，陌头桑树空枝柯。新妇守箔女执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茧成早。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
这里写蚕家临收茧而繁忙，见茧多而高兴，怕夏税而担忧的生活情景，是有生活见闻实感的。其他如《打麦词》、《采茶词》写江南农民的劳动情景，《田家行》写遭水灾农民的痛苦心情，都比较真切动人。
高启诗中最能表现他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的作品，还是那些抒情写景之类的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诗。他的歌行如《醉歌赠宋仲温》：
书足记姓名，剑可酬恩仇。少学两不就，空作澹荡游。与君相逄在东州，赤气浮面非凡俦。驱车欲过公子宅，苦心莫伸涕横流。黄云已蔽燕国晚，白露正满梁园秋。天高海阔无处往，借问何以销烦忧?千石酒，万户侯，请君论此谁当优?吴门日出花满楼，醉眠不须遣客休。君留绿绮琴，我脱紫衣裘。今日春好能饮否?东风吹散江南愁。
诗中写对方落拓澹荡的豪侠风貌，以及他和诗人意气相倾的友谊，都很真挚动人。此外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以豪放不羁的诗笔，写出江山的雄伟壮丽，并在深沉的历史回忆中，自然地抒发出祖国重新统一给他带来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他早年作的《青丘子歌》，自述他疏狂的性格，苦吟的生活，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创作。他“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这一方面说明他在元末动乱时代不够关怀现实，但也说明他不愿同流合污，以及在艺术上的苦心追求。读这些诗，有些地方可以看出他受李白的影响。
他的七言律诗，内容也不外登临、怀古、赠答之类，但艺术才华却相当高。例如：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
——《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
新烟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夸。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卞侯墓上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同待诏，拟沽春酒醉京华。
——《清明呈馆中诸公》
前诗借送行简括地写出祖国光复统一的新气象，后诗写帝都清明节光景透露出思乡的一缕深情。或严肃，或微婉。都能作到涵浑从容，接近盛唐一些诗人的风格。
高启和他同时的诗人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另外又有袁凯，以《白燕诗》著名，号为“袁白燕”。他们诗的风格各有不同，但成就都不及高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