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接近人民的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过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而成的。
  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水泊的农民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关于宋江起义,在历史著作中有些零星的记载。《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张叔夜传》说:“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东都事略·侯蒙传》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想见当时起义军所向披靡、锐不可当的气势。关于起义的结局,记载不一,有的说被张叔夜招降;有的说被折可存平定;也有的说招降后还被利用去讨方腊,被封为节度使。
  从宋江起义失败到《水浒传》成书,正值女真、蒙古族先后南下,广大人民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纷纷高举义旗,结聚山寨进行反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雄事迹,就成为人民歌颂的对象。人民群众在这些草泽英雄身上,寄托希望并以此来鼓舞自己的斗志。
  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可见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故事,已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在龚开笔下的水浒人物都以流氓盗贼的面目出现,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与民间对宋江起义队伍的态度迥然不同。
  水浒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时期,也正是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逐渐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已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戏剧相继问世。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一条所记的说话目录看,已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这些显然都是有关水浒故事的段落。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非常简单,可能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是现传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其中着力叙写的是杨志卖刀、晁盖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末尾还提及受张叔夜“招诱”,并说:“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在这些戏里,水浒原来的人物故事日益发展丰富起来。水浒英雄由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又发展到一百单八人。对梁山泊这块农民起义根据地的描写也接近《水浒传》了。其中有的英雄人物如李逵、宋江、燕青等已有生动的描绘。
  施耐庵、罗贯中,就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再创作,才写成了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水浒传》。
  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他曾参与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未必可信。但他生长淮北,时代较罗贯中为早,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当是亲身经历过的。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一般认为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是它的祖本。根据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以及最后一回的诗句“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看,在祖本里应该已经有征辽的故事。明嘉靖年间百回本,在艺术上有了较多的加工。万历年间余象斗的百二十回本,又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但文字比较简略。天启、崇祯之间,出现了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除增饰了余本中“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外,其余部分主要根据嘉靖本。明末清初金人瑞(圣叹)腰斩《水浒传》,改成七十回本,又删去了原本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怨怒的诗词,加上反动的评语,对宋江的描写也有所篡改,并添上卢俊义的噩梦,以一百零八英雄的被一网打尽结束,这显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发的。但由于它保存了水浒故事的主要部分,文字也比较洗炼和统一,因此就成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
  解放后出版的七十一回《水浒传》,它以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作了些必要的校正:把金本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并把“噩梦”内容删去,将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全传》是以属于百回本系统的天都外臣序刻本作底本,并参校了其他几种较早的本子印行,可说是比较完整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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