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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诗歌散文到宋代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现。诗话文评之作，北宋已渐多，到了南宋，更蓬勃发展，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吕氏童蒙训》、陈癸《文则》等。而以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影响为更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江西婺源县)人。侨居建州(福建建瓯县)。登绍兴进士第，历官转运副使、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朱熹写了大量讲解儒家经传的著作，成为明清两代的官方哲学，影响深远，起了消极作用。但他的《诗经集传》、《楚辞集注》及其他诗文杂著中有些评论文学的见解，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北宋道学家的主张，表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发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学家对于文与道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和韩柳一致的。自周敦颐倡“文以载道”之说，开始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体现了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蔫而已。”(《通书·文辞》)于是程颐更进一步断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丧志”(《二程遗书》十八)。他把文与道看成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东西，真是道学家的偏见。朱熹的理学是继承二程的，他的文学观点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他对李汉“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朱子语类》一三九)。又《答徐载叔书》说：“所谕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朱文公文集》五十六)。道是本，文是末，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来，不管什么文章都是有害的。这就和程颐作文害道的见解完全一致。但应该指出：理学家的所谓道与古文家的所谓道有所不同。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还包括较多的政治、历史内容；而理学家的道则几乎纯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它和现实的距离更远了。不过朱熹虽然重道轻文，并不根本排斥文学，他只认为首先要明义理(道)，义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所以又说：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
——《语类》一三九
他前面说：“文是文，道是道”，把文同道对立起来；现在又说“文便是道”，又把文和道统一起来，好象自相矛盾。其实这还是重道轻文的意思，轻文，所以说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贯道；重道，所以说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对文自文而道自道。在他看来，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因从此出发，他评论唐宋诸家的文章虽然多所肯定，却不满他们不务先明义理，只去“学古人说话声响”，浪费许多时间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称赏”(《文集》七十四《沧洲精舍谕学者》)。其实韩愈何尝不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柳宗元何尝不主张文以明道呢?依照朱熹这种观点，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文章只能要求抽象地谈论有关道德心性的问题，不要现实内容，更不必讲求艺术技巧。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
但朱熹本是颇有文学修养的学者，他的诗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评论古今作家利病亦颇多中肯。他教人学诗要从《三百篇》、《离骚》学起，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说：“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说李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自然之好”。他论诗又多从全面来考查，认为陶渊明诗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觉。《咏荆轲》一篇便露出本相。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古风》头一篇。他生平最不满江西派诗拘泥“出处”和“嵌字”、“使难字”等作风(以上《语类》一百四十)，而独推陆游，说“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答徐载叔》)。又说“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答刘子澄》)：象这样很好的见解还是不少的。总之，朱熹以道学家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以义理为根本，文章为末务，自然是周、程以来道学家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他不懂得文学的源泉是生活，在获得丰富生活的基础上还要刻苦学习艺术技巧，才能把作品写好，所以论文就强调心性修养而任其自然，反对下工夫，费力气。
严羽，字仪卿，邵武(福建邵武县)人。宋末隐居不仕，自号沧浪逋客。为人“粹温中有奇气，好结江湖间名士”。事迹及生卒年不详。据他的《庚寅纪乱》诗和黄公绍《沧浪吟卷序》，严羽大概生于孝宗淳熙中，卒于理宗末年(注：《庚寅纪乱》诗作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其结语有云：“感时须发白，忧国空拳拳。”假定严羽这时年已五十，则当生于孝宗淳熙年间。《沧浪吟卷》乃羽没后李南叔所辑录，而黄公绍序自署咸淳四年(1268)进士，则其卒年当在是年以前或理宗末年。)。他有《沧浪诗话》，最为后世说诗者所称道。
《沧浪诗话》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统的诗论，其中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一作“诗证”)五部分，卷末附《与吴景仙论诗书》。“诗评”、“诗法”、“考证”多有可取，而“诗辨”最为重要。
“诗辨”的内容是阐述古今诗的艺术风格及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等问题，而归结于以盛唐为法。在这里，严羽提出一个学诗的方法，那就是“妙悟”。他以禅喻诗，认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色”，不过悟的程度“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而已。所谓“妙悟”，照字面讲，它是心领神会、彻头彻尾的理解的意思。就“诗辨”的全部理论看来，悟是包括认识和实践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阅读和写作的问题。前者严羽主张取法乎上，“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而入手的具体步骤是：“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次及于汉魏古诗、乐府，再沈潜玩索李杜二集，“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就是平日学习的悟入法。至于后者，也就是诗的艺术实践问题，关于这，他有以下一段话：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注：此句通行本作“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今据《诗人玉屑》转引。)。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
他认为诗的艺术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算“透彻之悟”，才是“妙语”。只有盛唐诸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以上就是严羽《沧浪诗话》的主要论点。
严羽教人学诗，必须熟读《楚辞》以至盛唐名家的诗，作为写作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说，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还是必要的。但是文学艺术的来源是现实生活，单从诗中去学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陆放翁教子学诗，有“工夫在诗外”之说。诗的特征是形象思维，作者必须通过艺术想象，创造一种艺术境界，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感动读者，引起读者的审美趣味，这的确不是单靠掉书袋、讲道理所能济事的。严羽似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说诗有别材别趣，非关书理。然而读书并不妨碍作诗，有时反有帮助；理亦不碍诗之妙，有时还可以加深对事物的观察，所以他又说古人并不排斥读书穷理。问题在于书如何用，理如何说，要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说理而不堕于理障。在他看来，如果含蓄深远，不即不离，理在情景之中，言超迹象之外，如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境界，才是最好的作品。所以又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我们不否认盛唐诸家的某些诗具有上述艺术境界。但这是否就能算最高的成就，那可不一定。因为诗的本质首先在于反映现实，同时抒发诗人对客观现实的感受；而严羽所极力推崇的仅仅是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问题，这是有极大的片面性的。何况他所谓“兴趣”，所谓“妙处”，只是王孟家数为然，其他盛唐作家并不尽然。就是王孟诗风也不完全一致，更不能夸大为诗歌艺术的永恒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标准。严羽表面推尊李杜，而实有偏好，所以又说孟浩然的诗出韩愈之上，以其“一味妙悟而已”。严羽论诗虽不为无见，但只从印象出发，不能具体分析，因此，他的判断既不全符实际，又说得异常玄妙，使人感到神秘。唐人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概括诗的各种意境和风格，故作模糊影响之谈，如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遇之匪深，即之愈希”等语，迷离惝恍，不可捉摸。严羽这些议论正是司空图《诗品》的进一步发展。
严羽的诗论是为反对苏轼、黄庭坚的诗风而发的。他在论盛唐诗之后就紧接着指出他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认为诗虽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接着又指出其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以及末流叫嚣詈骂之弊，为诗之一厄。下面更说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最后连带批评了一下“四灵”和江湖派，但主要矛头则是指着苏黄二大诗人，而尤侧重于江西诗派的末流的。的确，苏黄一出，“沧海横流”，唐风尽变，唐宋诗的界限判然始分。严羽抉摘江西派的病根是中肯的，企图以盛唐挽救一时之弊也是好的；但不从那时诗歌最根本的思想内容上的缺点，也就是严重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生活的缺点来针砭它，而只强调艺术风格等次要问题，又引导作者以模拟复古为事，那就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了。
《沧浪诗话》的影响是很大的。明胡应麟认为明诗所以能“上追唐汉”，就是靠严羽的提倡。其实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以“诗必盛唐”相号召，模仿剽窃，优孟衣冠，貌合而神离，久为诗坛所反对，而目之为“瞎盛唐诗”，这无疑是《沧浪诗话》带来的后果。后来钱谦益、冯班竭力诋毁严羽，至骂他为“热病”、“艺语”，未免太过。而不久王士祯复大倡“神韵”之说，选《唐贤三昧集》，以王维为宗。其诗亦努力追求盛唐韵味，成为一时风气，又把诗歌创作引向另一条空虚狭窄的道路，显然仍是严羽“妙悟”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