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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古文运动，经过“宣政之末”的一度低沉，到南宋继续发生广泛的影响。以奇句单行为特征的欧曾王苏的古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和无施不可的应用工具，因而产生了“散句”或“散文”的概念(注：叶适《水心集·播芳集序》：“昔人谓……黄鲁直短于散句”；罗大经《鹤林玉露·文章有体》条：“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南渡前后，民族危机严重，抗金爱国成为诗词等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散文更成为打击投降派、力主报仇雪耻的直接武器。在北宋诸大家的影响下，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深刻认识和鲜明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庐陵芗城(江西吉安县南)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绍兴七年(1137)为枢密院编修官。八年秦桧决策主和，铨愤而上书，直斥统治者“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并决然表示“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主张“羁留金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义正辞严，不仅使“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圭《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而且也鼓舞了广大人民抗敌爱国的斗争力量，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自学士文人“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士，莫不传诵其书，乐道其姓氏，争愿识面，虽北庭亦因是知中国之不可轻”(同上)!它是南宋初年广大人民痛恨统治集团的屈膝投降，要求报仇雪耻、挽救民族危亡情绪的集中反映。由于这一篇封事，胡铨被贬官到许多地方，最后到海南岛，直至绍兴二十五年冬秦桧死后，始得内移衡州。“朱崖万里海为乡，百炼不屈刚为肠”(王庭圭《胡邦衡移衡州，……》)，胡铨和南宋投降派的英勇斗争是百折不挠、坚持到底的。孝宗即位后，他有《上孝宗论兵书》，建议统治者“坚持前日和不可成之诏，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如越之图吴”。又有《上孝宗封事》，指出“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变，皆在和议”；而“肉食鄙夫，万口一谈，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议之害，而争言为和者”，只是由于偷懦、苟安和附会。胡铨的这些上书，议论慷慨正大，语言明达条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政论家，陈亮(1143—1193)更有名。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他十八九岁时，即有抗金救国、奔走四方之志，好言“霸王大略，兵机利害”；“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名闻朝廷。淳熙五年(1178)，他接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十五年，又上第四书。最著名的是第一书。他根据“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的历史教训，指出南宋小朝廷绝不可能“安坐而久系”；建议统治者应“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并运用兵机“奇变”，建立攻守据点，“开今日大有为之略”，“决今日大有为之机”，以图报仇雪耻，恢复中原。他愤慨地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又说：“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这对当时那些空谈无用、醉生梦死的士大夫，真是当头一棒。但陈亮的反复陈词，由于当权的投降派的阻挠，不仅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而且“诋讪交起，竟用空言罗织成罪，再入大理狱，几死”(叶适《龙川集序》)。光宗绍熙四年始登进士第，得任建康府佥判，未至官而卒。“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及第谢恩……》)，他终身只是以“布衣”而纵论天下事。在长期的政论文的写作中，他的体会是：“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书作论法后》)。所谓“意与理”，也就是他对历史兴废和现实斗争的认识和主张，根本和当时理学家一套空谈性命的学说不同。他的政论文，确能以“意与理”为基础，体不诡异，词不险怪，宏富典丽，表现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文风。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浙江永嘉人。他出身于“贫匮三世”的家庭，自称“少曾读书，颇涉治乱”，“独有忧世之心”(《上西府书》)。淳熙五年中进士，历任朝廷和地方的许多官职，但未得重用。开禧三年，被劾归乡里后，“研玩群书”，经十六年，乃成《习学记言》一部有系统的、以经史百家为条目的哲学著作。他继承并发展了永嘉学派进步的思想传统，对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心学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成为独立一派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就是全祖望所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齿齿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上》)的实际。他也是一个比陈亮更为实际的爱国者和政治家。从二十五岁“上西府书”到五十八岁罢官归乡里的三十四年间，他和陈亮一样，曾不断地向统治者上书。淳熙十五年，他的《上孝宗皇帝札子》最有代表意义的一篇。在这里，他首先肯定“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是统治者“一大事”，是“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然后根据敌我情况的分析，指出敌人并不是真正强大难攻和不可攻，根本问题在于“我自有所谓难，我自有所谓不可耳”。具体地说，“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才难变，法度难变；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财多而乏不可动，不信官而任吏不可动，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动”。因此，上下背谬，习以成风，“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气节而俗愈偷。……公卿大夫私窃告语，咸以今之事势举无可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长子自足而已：岂非今之实患深害一大事之残贼者欤”!最后他认为这些难和不可，并不是真难真不可，关键在统治者是否决心伸张“大义”，即报仇复国，力图振作。他说如果“不义既立”，则一切所谓难和不可，“期年必变，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报，故疆之半必复，不越此矣”!这篇上书，表现了作者坚强的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意志，也表现了作者指陈弊政、建议改革、进行备战的实际精神。后来他的《上光宗皇帝札子》(绍熙元年)和《上宁宗皇帝札子》(开禧二年)等，也都是同一精神的表现。叶适的散文，“在南宋卓然为一大宗”(《四库提要》)。他的政论文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大抵以经史之学为基础，并能从实际出发，提出政见，分析细密而有条理，语言简朴而厚重有力。此外，他还写了许多“记”和“碑版之作”，特别是后者，“能脱化町畦，独运杼轴”(同上)。他认为“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赠薛子长》)；又以为“出奇吐颖，何地无材?近宗欧曾，远揖秦汉，未脱模拟之习，徒为陵肆之资”(《题陈寿老文集后》)：这种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要求取材于现实生活，反对模拟古人的主张，显然有进步意义。
南宋时代还出现了大量的笔记杂文。北宋古文家如欧苏等都在长篇大论之外，写过一些笔记小文。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到了南宋，许多作者写笔记，已经不再是丛残琐记，而是一种著作形式。凡读书心得，生活琐事，世情风习，风景名胜，朝政掌故，历史传说，名人轶事等等，无所不包，一笔再笔。著名的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麈录》等。特别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它评论艺文，褒贬人物，指责弊政，往往别具识见，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如《论菜》云：“真西山论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谓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则必知职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无饭吃?”着墨不多，语重心长，反映了南宋时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又康与之《昨梦录》，多记奇异事物或故事，其一记北宋末年杨氏兄弟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引入洞穴，别见一个“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的理想世界，极似《桃花源记》，这是南渡前后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现实条件下，一部分远离现实的士大夫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幻想出来的农业社会主义。这种幻想虽然和当时广大阶层的抗金救国以及农民的起义反抗背道而驰；但它也是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广大人民在乱离之际一种善良的愿望的反映。方勺《泊宅编》多记北宋朝野人物旧闻，其中关于方腊起义的记载，虽不免有所歪曲和诬蔑，但它记录见闻，首尾具在，方腊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媚敌求和的一段，尤其淋漓尽致：
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丞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我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如何?”皆愤愤曰：“唯命!”
这些故事或见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士大夫的面貌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