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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现代学者收在《敦煌变文集》一类书里的其实还有并不属于变文的作品，其中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俗赋。《韩朋赋》写韩朋夫妇为宋王迫害，终至双双殉情，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韩朋赋》的本事最早见于《搜神记》，全篇文字古朴，又多用古韵，可能是隋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晏子赋》写晏子使梁时，梁王因他短小丑陋，设辞讥笑，反为晏子所讽刺。《燕子赋》写黄雀强夺燕巢，燕子向凤凰控诉，被凤凰判罪。它们是上承魏晋南北朝的杂赋与俳谐文，如伪托宋玉的《讽赋》、曹植的《鹞雀赋》，及见于袁淑《俳谐文》的《鸡九锡文》等，下启后来的《大口赋》、《风魔赋》、《鸡鸭论》(注：《大口赋》、《风魔赋》见《辍耕录》所载金院本名目。《鸡鸭论》见关汉卿《五侯宴》杂剧。)等通俗诙谐之作的。此外与俗赋体裁相似的尚有《孔子项托(橐)相问书》和《茶酒论》。前者写孔子出游，遇见小儿项托(橐)，提出许多难题问他，他对答如流，最后反难倒了孔子。它同《列子·汤问》里记两小儿论太阳远近，使孔子不能回答，都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也较好的儿童故事作品。后者叙茶、酒各自夸耀，争论不决，最后由水出来调停。全文设为主客问答，又都用韵，实际是一篇俗赋。《茶酒论》前题“乡贡进士王敷撰”，后题“知术(行)院弟子阎海真自手写记”(注：《茶酒论》末有开宝三年阎海真题记，可能是五代或宋初人作品。)，可见当时有些通俗文学作品出自文人手笔，而且在行院里演唱的。
其次，从敦煌发现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叶净能话》(注：《叶净能话》原题作“叶净能诗”，“诗”实是“话”字之误，因为全篇都是散叙，没有一句诗。)等作品看，显然，话本小说在唐代就已出现。残缺的《唐太宗入冥记》也属于这一类。话本小说以散文叙说故事，很少或没有诗歌配合。《叶净能话》写道士叶净能的神奇故事，为道教宣传；但其中叶净能惩处抢占张令妻子的岳神和魔祟康太清女儿的妖狐，以及他带领唐明皇游月宫的描写，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幻想。故事曲折动人，语言也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俗赋的骈俪作风，可说是现传唐人话本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最后是被称作词文的通俗叙事诗，如《季布骂阵词文》和失题的董永唱词。它们全用七言诗歌唱，而且一韵到底。《季布骂阵词文》叙季布在阵上骂退汉王，汉王灭楚后悬重赏搜捕季布，季布几次蒙难，终于凭仗机智，绝处逢生。全诗故事曲折，铺叙详赡，长达三百二十韵，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是我国唐代以前最长的叙事诗。
包括变文在内的唐代通俗文学，题材、体制既多种多样，艺术成就也互有高下。一些比较动人的作品大都富于幻想，带有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绘。我们不仅从《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话》等宗教性故事里看到山神造寺、潭龙听经，以及月中水晶宫、娑罗树的神奇景象；即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也被涂上了种种神异的色彩，如韩擒虎死作阎罗、唐太宗生魂入冥，以及项托(橐)死后化为森森百尺的竹竿等。这些设想虽离奇不经，或带有宣扬宗教意味，但也曲折传达了人民对某种理想境界的憧憬，对某些迫害人民的力量的憎恨。这在孟姜女、韩朋的故事里尤其明显。对人物外貌、动作及场面有许多夸张性的渲染，而缺少人物内心的刻划；有时故事情节虽比较简单，而结构仍相当宏伟，也是这类作品的艺术特征。它较多继承赋家铺张扬厉的作风，而缺乏后来小说家的传神之笔。如《伍子胥变文》写子胥逃亡的一段：
悲歌未了，由(犹)怀慷慨，北背楚关，南登吴会。属逢天暗，云阴爱代。失路傍徨，山林摧滞。怪鸟成群，群狼作队，禽号猩猩，兽名狒狒。忽示(尔)心惊，拔剑即行。匣中光出，遍野精明，中有日月，北斗七星，心雄惨烈，不巨千兵。
这些整齐而有韵的铺叙文句是上承魏晋南北朝的赋体，又一直影响到宋元以来戏曲里的韵白和说唱里的赋赞的。从语言风格看，一些从隋唐以前流传的故事传说，文句都比较整饬，带有六朝骈俪余风，而语气不够流畅。中晚唐的作品如《叶净能话》及《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中的散文部分，就较多散行单句，明白流畅，接近口语。可以看出它们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杂赋、诽谐文和宋元话本小说、说唱文学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的。
唐代通俗文学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时传奇小说以及《长恨歌》、《秦妇吟》等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较多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爱憎态度，以及富于想象、夸张的浪漫主义色彩，它表现了一般民间文学的共同特征。其次是在题材上为后人提供大量的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这些故事传说有不少是从隋唐以前流传的，但大都经过当时民间艺人或文人的加工，在内容上有所丰富。最后是它成为宋元时期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话本、词话、弹词、戏曲等的前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文学样式是怎样在人民群众的长期哺育和民间艺人及文人的创造性劳动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