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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通俗宣传的文体，一般是通过讲一段唱一段的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正象佛经中神变故事的图画叫作变相，这种文体就叫变文(注：一说是把经文转变为通俗易懂的文体，因而得名。)。从魏晋到隋唐，佛教的流传愈广，僧侣通俗宣传的花样也愈多，有转读、唱导、俗讲等名称。它们既直接继承了佛经里以散文叙说以偈语宣赞的形式，同时也接受了我国民间流传的故事赋、叙事诗的影响，在诵说时运用大量的四言六言句子，而在吟唱时采用五言诗或七言诗的形式。唐时俗讲尤其流行(注：“俗讲”是僧侣对俗家讲经的一种形式，它是与僧侣在教门内部讲经的“僧讲”对称的。)。韩愈《华山女》诗形容它的盛况是“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赵粼《因话录》记晚唐俗讲僧文溆说：“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又说：“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后来在宋金说唱诸宫调里还一直保留了〈文溆子〉这支曲调，可想他对当时教坊歌曲及后来说唱文学的影响。
和佛教俗讲流行的同时，民间艺人也采用变文的形式讲唱故事。唐王建《观蛮妓》诗：“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又五代韦毂选《才调集》载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翠眉频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可见当时通俗说唱，不但有说有歌有表情，而且有画幅配合，正象佛教的变文也往往与变相图配合一样，它的目的在使“看官们”同时从图画里得到印证。
从北宋以下，继承唐代通俗文学而发展起来的话本、词话(注：这里的词话是指有歌词配合的话本小说，它和评论词创作的词话不同。)、戏曲等文艺形式愈来愈完善、丰富，唐代流行的变文以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品逐渐丧失了现场演出的意义，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没有流传。现传的变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从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但其中不少卷子已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盗走，现在保留在北京图书馆里的只是它的残余部分。
一般所说的敦煌变文实际包括宣讲佛经的作品和其他通俗讲唱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后面还有五代和宋初人的题记。作品产生的时间既久，内容也相当复杂。宣讲佛经的主要有讲经文和变文两类。前者大都先引一小段经文，然后边讲边唱，加以敷演，如《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后者直接讲唱佛教故事，不引经文，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些作品主要是佛教教义的宣传，充满了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人生无常等思想，同时还夹杂“居家尽孝，奉国尽忠”(见《降魔变文》)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见《太子成道经》)等封建道德观念。它们规模的巨大和幻想的丰富都在当时其他通俗文学之上。如《降魔变文》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六师先后化出“顶侵天汉”的宝山，“莹角惊天”的水牛，“口吐烟云”的毒龙等，一一为舍利弗化出的金刚、狮子、鸟王等所破灭，其中有不少想象瑰奇的描绘。如下面的一段：
六师既两度不如，神情渐加羞而，强将顽皮之面，众里化出水池。四岸七宝庄严，内有金沙布地。浮萍菱草，遍绿水而竞生；软柳芙蓉，匝灵沼而氛氲。舍利(弗)见池奇妙，亦不惊嗟。化出白象之王，身躯广阔，眼如日月，口有六牙。每牙吐七枝莲花，花上有七天女，手掐弦管，口奏弦歌，声雅妙而清新，姿逶迤而姝丽。象乃徐徐动步，直入池中，蹴踏东西，回旋南北。以鼻吸水，水便干枯，岸倒尘飞，变成旱地。于时六师失色，四众惊嗟，合国官僚齐声叹异处，若为：
其池七宝而为岸，玛瑙珊瑚争灿烂。池中鱼跃尽衡冠，龟鳖鼋鼍竞谷窜。水里芙蓉光照灼，……
后面这段七言唱词又把上面散文叙述的内容重复歌咏一番。这样讲一段，唱一段，直到故事结束。变文的基本形式就是如此。
在宣讲佛经的变文里还有一种“押座文”，是在讲经以前念唱的诗篇，篇幅较短。“押座”即压座，含有安定四座听众情绪的意思。它的作用跟后来话本的“入话”和弹词的“开篇”有点相近。
比之宣传佛经的作品，其他通俗说唱文学作品一般较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这类变文以讲唱历史故事的为最多。其中《伍子胥变文》讲唱楚平王夺子妻为妃，并杀害忠言相谏的伍奢和他的儿子子尚，他的小子子胥历尽艰苦为父兄报仇，是我国较早也较完整的说唱文学作品。作品除揭露了楚平王的淫乱残暴，突出了伍子胥的报仇决心外，还写浣纱女、渔父等不贪富贵，不避诛戮，帮助伍子胥逃亡，表现了人民反抗暴君、同情忠臣义士的思想感情，带有较多的民间传说色彩。这类变文里尚有少数讲唱民间传说或当时社会重大事件的。前者如写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变文》，后者如写唐末沙州爱国将领张义潮等领导人民起义、赶走了吐蕃和回鹘守将的《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这些作品都已残缺，但仍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间偶有片段动人的描写，如孟姜女在长城下和骷髅对话的一段，深刻地揭露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设想也较为奇特：
……更有数个髑髅，无人搬运，姜女悲啼，向前供(借)问：“如许髑髅，家居何郡?因取夫回，为君传信。君若有神，儿当接引。”
髑髅既蒙问事意，已得传言达故里。魂灵答应杞梁妻：“我等并是名家子，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又如《张淮深变文》写唐朝使者到了沙州，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感动得左右从人无不凄怆，则通过人物和环境的渲染，流露了人民的爱国思想。
前面以散文叙说，后面以诗歌吟叹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早就出现的。《楚辞·渔父》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是如此。但以一段散文、一段诗歌、边说边唱、交互进行的文学样式，那是到唐代变文流行以后才大量出现。宋元时期的词话、鼓子词、诸宫调等说唱文学以及杂剧、南戏等戏曲，基本上是继承这种样式继续发展的。虽然变文里的散文和诗歌部分内容不免重复，不知道根据它们的不同性能有所分工，语言也不够生动；这些都只有到后来说唱文学和戏曲作家的手里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