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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代，散文的创作虽然不及中唐那样波澜壮阔，但是，讽刺小品文这种形式却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更深入的发展。代表作家除上述的皮日休外，还有陆龟蒙和罗隐，他们二人也写诗，但成就却不及小品文。
陆龟蒙，字鲁望，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举进士不弟，隐居松江甫里。著有《笠泽丛书》、《甫里先生集》。
陆龟蒙的讽刺散文都收在他乾符六年编的《笠泽丛书》中。他这些作品或用譬喻、寓言，借物寄讽，或用历史故事，托古刺今，都有较强的讽刺力量。如《野庙碑》，开始是哀悯农民祭奠庙中土人木偶的迷信，接着便把讽刺的笔锋转向现实，无情地揭露那些大小官吏凶狠而腐朽的面目：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曷，未尝术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欧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回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耶!
这些尖锐的讽刺，表达了人民的愤怒情绪。其它如《祀灶解》、《记稻鼠》讽刺皇帝，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冶家子言》用历史故事，讽刺统治者穷兵黩武。《蚕赋》用曲折的手法，斥责官吏掠夺人民，都是比较出色的讽刺小品文。
陆龟蒙的某些小诗，讽刺也很尖刻。如《筑城词》讽刺将军们不顾民命以求高功：
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足惜!
正话反说，显得更加沉痛有力。又如《新沙》：
渤解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
讽刺统治阶级剥削的无孔不入，也很新颖、尖刻。此外如《村夜》、《刈获》等诗，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后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与他讽刺小品文的精神是一致的。至于他收在《松陵集》里与皮日休等人唱和的诗，在晚唐“另开僻涩一体”，思想和艺术都没有多大价值。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登(今浙江新登)人。咸通元年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乃自编所作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句休”。黄巢起义后，避乱归乡。晚年依吴越王钱戮，任钱塘令、谏议大夫等职。
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比他的诗要高。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
。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当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
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
罗隐也颇有诗名，有一些警快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就是一例。又如讽刺小诗《雪》：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