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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贞元时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韩愈为得意的。顺宗即位，王叔文等执政，他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等，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大事。王叔文执政不到七个月，因为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攻而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关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雇佣官吏来为他们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还盗取人民的财富。他认为人民对他们所以不敢怒而斥退，只是因势力不敌而已(《送薛存义序》)。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已经认识到当时社会中贫与富的对立，而且试图探求贫富不均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两税法”实行以来只是剥削方式的改变，并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他基于对人民的同情而产生的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的空想。他的《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而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郡县制比封建制相对的优越性，把社会发展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看作是必然之势，有力地批判了许多封建统治者企图恢复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柳宗元先进的历史观。所以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论》)。
柳宗元先进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朴素唯物论有密切联系的。他在为《天问》而作的著名的《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的《贞符》断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并没有什么“赏功罚祸”的天意存乎其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他以这种无神论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作法，都给予严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和斗争中，他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的战斗性，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非国语》、《天爵论》、《天说》等论文中，作了系统的发挥。但柳宗元的思想也不可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比如他有时在解答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时，往往表现了偶然论的思想，基本上也并未完全跳出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但贞元时期，他在长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负，而“不以是取名誉”，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社会教育。这对他的先进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丰富、深刻的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他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艺术上所表现的独创性，也非常突出。
柳宗元贬官永州以后的作品，有些是采取寓言的形式，讽刺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政治。文章短小警策，含意深远，表现了杰出的讽刺才能。《三戒》是著名的讽刺小品。《临江之麋》，写麋得主人的宠爱，“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三年以后，麋离开了主人外出，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它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他的《负版传》，也以寓言笔调生动地刻划了那些贪得无餍的人物形象。他这样描写负版：
得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件，短短一百来字，写得既平常，又深刻。柳宗元的寓言讽刺小品是极其成功的。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他善于体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创造生动的形象。在他以前，如先秦寓言，往往只是某种文章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的。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寓言文学发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他往往借题发挥，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参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划了被残酷剥削的蒋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貌。它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到了什么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媲美的。《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柳宗元写了统治阶级的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象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他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一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当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这是他写作传记散文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
柳宗元散文更著名的是他的山水游记。这类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永州八记》是他的代表作品。《钴母潭记》，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钴母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钴母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异常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钦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叔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热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精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柳宗元在永州曾仿屈原《九章》写了《惩咎赋》，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虽遭失败，但志不可屈，决意学习屈原，准备“蹈前烈而不颇”。《闵生赋》也抒发了他满腔的悲愤，并表示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奋斗。他的性格、遭遇和创作活动都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所以严羽认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
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家之一。他从创作实践上发展了古文运动。在贬谪以前，到他门上求教的就“日或数十人”(《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他也“好以文宠后辈”，后辈因他的教导而知名的“亦为不少”(《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贬谪以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