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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也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转变，总的说来，便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杜甫是这一转变的旗手。经中唐前期到贞元、元和年间，现实主义已逐渐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散文方面有韩柳的古文运动，小说方面则传奇达到空前的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歌方面出现了白居易诸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贞元、元和年间，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比较稳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也为诗人们的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这就是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文说：“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共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治)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治)世而君圣盛，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元诗写于元和四年，正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类，共最后一类标名为“新乐府辞”，即本于白居易。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这里有三点须说明：一是用新题。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也有一些自创新题的，但内容又往往不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是从杜甫创始的，但还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现)事”，所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讽谕诗”。三是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这从音乐上来说，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体现了汉乐府精神。
概括地说，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一变而为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再变而为杜甫的“因事立题”，这因事立题，经元结、顾况等一脉相承，到白居易更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准则，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新乐府运动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元稹、张籍、王建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