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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君须会，人间更好诗!”白居易说得对，人民的确是要好诗的，杜甫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许多好诗。他的诗是我国最可宝贵的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最早从周代民歌就开始了的。象《诗经》风诗中的《伐檀》、《七月》、《氓》等，都是极其优秀的代表。到两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更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而产生在建安时代的长诗《孔雀东南飞》，更是一个特出的奇峰。对话的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等，都益趋成熟和完善，人物和情节的典型化也有很高的水平。
由于周民歌，尤其是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汉末建安时期，文人们开始写出一些现实主义的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陈琳、曹植、蔡琰等人的一些作品。但他们都未能充分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建安后，现实主义更逐渐转入低潮，晋宋之间，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陈以后，宫体猖獗，更脱离现实。至初唐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的“采丽竞繁”，现实主义诗歌才略见起色。大诗人李白虽也写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诗，但他的最大成就和贡献还是在浪漫主义方面。因此，总结并发扬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一历史任务，是由杜甫来完成的。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多方面的。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上。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一套办法，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对这类作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更叙述了他们所受到的启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由此可见，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正是由杜甫直接开导的。用不用古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因为实质上无异于为后代诗人指出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这一影响，一直贯到清末黄遵宪等诗人的创作中。
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一大特色，这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就深受杜甫影响，他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路，所谓“工夫在诗外”，从而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的偏差，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生酷爱杜诗，在燕京坐牢的三年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说是“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文山全集》卷十六《集杜诗自序》)。爱国诗人顾炎武也同样从杜诗得到鼓舞。
现实是复杂的。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掌握了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诗，在他手中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写寓言，写诗文评，总之，凡是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只以七律而论，杜甫之前，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倡和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成了讽刺武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说杜甫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其中之一就是“诗料无所不入”，足见这确是一个大有关系的革新。只是七律的影响要略晚于他的乐府诗，到李商隐才显示出来。李作如《重有感》等便很象杜甫《诸将》。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便是指的七律。
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不少法门。如学习民歌运用对话和口语，就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元稹《酬李甫见赠》诗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看来元稹和白居易诸人诗歌的趋向通俗化，也是受杜甫的影响。在提炼口语的另一面，杜甫还通过千锤百炼创造出字字敲打得响、“字字不闲”的诗句，所以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因成一千言》)。这对于提高诗的语言艺术也有所启发。但如宋代“江西诗派”那样片面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欲以奇句硬语惊人，就未免舍本逐末了。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我们不能不为在我们祖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