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从上官仪到沈全期和宋之问

  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都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他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等类书,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当时文人们采集典故词藻之用。
  虞世南是这时期遗老诗人的代表。他在陈朝,就因为“文章婉缛”,“徐陵以为类己”而知名。在隋代他就写过《应诏嘲司花女》等宫体诗。入唐以后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奉和、应诏、侍宴等类的作品。只有《咏蝉》的“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等个别诗句尚有兴寄。但他死后,唐太宗却叹息说:“今其云亡,石渠东观无复人矣!”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贞观年间的诗坛,实在比隋代还要空虚。倒是诗坛以外的魏征,还写了一首《述怀诗》,表现了他在隋末群雄起义中的经历和豪情。而且他也是当时文臣中对唐太宗、虞世南等人的诗风深表不满的唯一人物。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齐梁诗风就继续蔓延下来,即使有少数新起的优秀诗人,也很难扭转这种颓风。
  上官仪(?—664),字游韶,陕州(今河南陕县)人。他是继虞世南之后受到太宗、高宗宠信的诗人。他的诗,十之八九也是奉和应诏之作。例如《八咏应制》一诗就是典型的齐梁宫体诗。“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唏。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完全是一派浮华腐化的生活气息。“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更是极尽暗示色情的能事。他除了写这种“绮错婉媚”的诗而外,还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种对仗的方法。这虽是为他的宫廷诗服务,但对律诗形式的发展多少起了一点促进作用。
  继上官仪之后出现在武后时代的宫廷诗人是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友”之中,杜审言的成就较高。杜审言(645?—708?),字必简,河南巩县人,是杜甫的祖父。他虽然也写了许多应制诗,但是他身居宫廷的时间较短,在“十年俱薄宦,万里各他方”(《赠崔融二十韵》)的游宦中写过一些较有生活实感的好诗。如《登襄阳城》: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这首诗气魄相当雄浑。“楚山”两句,笔力尤其横壮。他的《春日京中有怀》,是一首更接近成熟的七律: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从以上两诗以及他的另一名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风貌开始变化,而且在五律、七律的形式创造上,曾经用过不少的功夫。他的《守岁侍宴应制》、《大铺》两诗,已完全符合七律的规格。
  和四友同时而稍晚,在武后的宫廷里出现了沈全期、宋之问这两个在律诗形式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沈全期(卒于开元初),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宋之问(?—712),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他们都媚附张易之等权贵,并以善写应制诗得到武后的赏识。但两人都曾经贬谪荒远之地,他们所写的非宫廷应制的作品中,也有一些优秀的篇章: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沈全期《杂诗》三首之一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沈全期《古意》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渡汉江》
  尽管沈、宋两人都还没有摆脱齐梁的影响,但这些诗都有一定的生活体验作基础。语言的锤炼,气势的流畅,和齐梁浮艳之作不同。在格律形式的完整上,更为历代批评家所推崇。
  沈、宋对诗歌的贡献,主要是在声律方面。《新唐书·宋之问传》说:
  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全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沈、宋两人关于诗律的言论,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从现存南北朝、隋、唐诗歌来看,南北朝阴铿的《夹池竹》、《昭君怨》,徐陵的《关山月》、《斗鸡》,庾信的《蒲州刺史中山公许乞酒一车未送》、《舟中望月》等约二十多篇诗,已暗合五律规格。隋及唐初以来,暗合格律的五律更增加了。至于七律,则庾信的《乌夜啼》,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江都夏》等篇已具雏形,到杜审言已完全合格。由此可见,沈、宋在诗律上的贡献,并不在他们自己制定一套格律,而在于从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形式格律的各种实践经验中,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最后完成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自此以后,近体诗和古体诗的界限有了更明确的划分,诗人在创作上,专工新体和专工古体也渐渐有了分道扬镳之势。这的确是“词章改革之大机”(《诗薮》内篇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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